简介：从“敌人刑法”学说论证剥夺重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不具有正当性，因为相当多重罪嫌疑人并非“敌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迎合了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对涉嫌重罪的刑事被告人剥夺、限制其诉讼权利，“敌人刑法”的思潮已经影响到我国现实中的《刑事诉讼法》修法。对重罪刑事被告人程序权利的剥夺或限制虽然符合侦查机关的短期利益，不过却可能与宪法相冲突，对于刑事程序法的人权保障功能也可能造成冲击。保障重罪刑事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是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纵深问题之一，通过构建“修复性司法”、“赋予救济权利”，通过各项措施提升侦查效能，方能有效地平衡犯罪控制与人权保护的关系。

简介：作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最初的运用——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由来已久,其在诉讼案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但立法却存在一些瑕疵。问题的解决,需要尽快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完善相应规则,建立和健全配套机制。

简介：行政强制是国家管理社会活动的重要手段，由于管理活动的多样性与变动性，为了达到既定的行政目标，裁量在行政强制设定与实施中均有必要与体现。基于行政强制的高危性，防止裁量在强制活动中被滥用，应当以行政过程论为视角，尊重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的原则，抓住实体法规制与程序法规制的两个方向，全面建构立法统制、行政统制、社会统制与司法统制的逻辑体系，从而保证强制裁量既有一定的活性，又有法律的正当性。

简介：【摘要】认定恶意欠薪罪必须符合主客观方面的恶意、欠薪的数额、前置行政行为这三个构成要件，缺一个要件则欠薪行为均不能被认定为恶意欠薪罪。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立法或者司法有待进一步作出相关法律解释，明确恶意欠薪罪中的入刑犯罪数额、责令行为主体等问题，以便正确理解、运用和把握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恶意欠薪罪之规定，依法准确打击恶意欠薪行为，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关键词】恶意欠薪劳动者合法权益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规定将恶意欠薪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对打击恶意欠薪行为，震慑不良用人单位，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恶意欠薪行为在社会上并不鲜见，社会上经常出现劳动者跳楼、爬塔吊、攀高架桥等极端方式讨薪，然而，如何正确认定恶意欠薪罪，准确把握刑法打击的尺度，有待司法实践进一步考量，笔者结合刑法修正案（八）之规定就恶意欠薪罪认定问题做以下分析。

简介：潜规则是一种有着久远历史的社会现象，是与显规则、尤其是法律规则相悖的规则，其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冲突所展现的非正义性，是其与显规则、法律规则最为不同的地方，也是最不为社会接受的地方。潜规则的形成与繁盛主要依仗的是权力，潜规则的胜利是人治环境对法治理性的胜利。从法学的视角看，虽然潜规则是与显规则相伴而生的，但是，是可以通过利用法律规则的程序设计、利益导向分解和限制权力来加以控制或限制，以维护或者平衡社会公平、公正秩序的，这也正是法治需要做的事情。

简介：和谐司法是一项针对现行司法法治主义的改革策略,和谐司法也是一种实现司法法治主义的转换机制。和谐司法产生的时代背景赋予了和谐司法自身特殊的时代使命：发掘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纠纷排解新模式,调剂现行司法法治主义之不足,开拓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法治主义新境界。我们要防止对和谐司法的错误理解,和谐司法不是单纯的政治口号,和谐司法也不等于德治、人治。正确地理解和谐司法的时代内涵,在司法工作中就必须一方面坚持司法法治的基本理念不动摇,另一方面又要保有开放的司法法治思想。

简介：本文介绍了专利废除论中旨在替代专利制度的各种奖励方案,通过专利制度与奖励制度的对比,得出奖励制度并不优于专利制度的结论。专利制度通过对现有技术的排除能够合理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实现专利制度的激励创新的功能;同时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能有效缓解专利制度带来的公共健康危机。质言之,无需替代方案,专利制度通过内部完善能够更好实现其社会功能。

简介：台湾政党制度不是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而是一个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特殊地区内部的政党制度。台湾的政党制度不是一种正常的政党制度，而是在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一种扭曲变形的政党制度。

简介：伦理形态变更及其完满离不开利益本体的支持。利益欲求支持了人们从自然伦理实体一血亲家庭到利益主体间性的“共同意志”或“合意”利益共同体构建。同时它也构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

简介：随着农业功能的多样化，运用创意产业的理念和手法可以显著地改变传统农业的形态并提高其附加值。乐山的农业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发展基础为乐山发展创意农业提供了现实条件，要通过农业科技研发、文化融合、城乡互动、打造品牌等手段将已经发端的创意农业做大做强。

简介：行政调解中的合法原则是我国各类调解中被普遍接受的一个基本原则。但该原则与调解的制度原理和实践存在内在冲突,有必要重新作出解释。这需要对行政调解的对象——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进行分类讨论。分析的难点是对行政争议进行行政调解时的合法标准。对此,本文从多元正义论、新法律现实主义、实践理性和实质法治主义等角度进行分析,以期确立一个以实质正义、良好社会效果为取向的、动态灵活的新标准。

简介：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见义勇为不仅是个人道德品质的体现,而且彰显着极大的社会价值。然而在当今社会,人们面对危难却表现各异:或积极,或冷漠,或顾虑。背后原因复杂,但是见义勇为遭遇"见证难"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公民作证意识的不足、逐利意识的存在、法律规定的缺憾以及证人的空缺都成为见义勇为遭遇"见证难"的原因所在。因此要加大法制宣传,提升公民作证意识;建立奖励补偿机制,使证人愿意作证;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使证人敢于作证;采取强制作证,使证人必须作证。依此设计,为见义勇为营造良好的法律氛围,从而最大程度地鼓励和推动见义勇为善举的传播。

简介：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融合本土化特色,不断开拓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途径、方式,积累多方参与的经验,逐渐形成红树林保护区＂山口模式＂。以＂社区共管,多方参与＂为特征的红树林保护区管理模式加强了政府部门、保护区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有利于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形成融洽的关系,互利互惠、共赢发展。但是,仅靠保护区的经验性做法和乡规民约,难以保障＂山口模式＂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应深入认识红树林自然生态系统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将基于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原则、方针和政策制度化、法律化。

简介：犯罪故意的心理形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认识因素是意志因素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认识因素是研究犯罪故意的一个关键问题。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包括两部分内容,即事实性认识和规范性评价。在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通说背景下,犯罪故意的事实性认识因素乃客观构成要件。而规范性评价的内容则应当是社会危害性认识而非违法性认识。也就是说,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包括对客观方面的事实性认识和社会危害性之评价。

简介：劳动抗辩权是指劳动者享有的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拒绝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或劳动指示的权利，在性质上属自力救济权。我国对劳动指示权抗辩的直接法律规定主要在劳动保护法中，不过在劳动立法中却没有针对劳动请求权抗辩的规定，《合同法》可以提供此种法律依据。实践中，劳动抗辩权行使会遇到一些障碍，应有针对性地予以克服。劳动抗辩权是保护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的最佳方式，具有效率高且成本低的优势，其行使效果表现为暂停提供劳动，但一旦抗辩事由消失则劳动关系又恢复到正常状态。

简介：随着现代社会公共管理需求的增加，警察群体开始扩大，警察权力也逐渐膨胀。作为一种直接与国家强制力相连的公共权力，警察权更加具有异化的倾向，现实中也屡屡出现问题。然而，关于警察权的立法和规制制度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揠苗助长的方式显然会导致粗制滥造的法律和制度，对警察权的运行反而影响不良。在这样的背景下，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以纪律的形式规制了警察权的行使，也为立法和制度建设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然而，单纯的纪律条令尚不足以取得良好的规制效果，还需要相关立法的衔接和完善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简介：犯罪被害人责任是一个尚未受到广泛关注和接受的概念，但是随着犯罪被害人学的发展，社会互动理论、被害性理论等充分论证了犯罪被害人责任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世界上一些国家也通过立法肯定了犯罪被害人责任的存在。认定犯罪被害人责任有助于强化广大潜在犯罪被害人的责任意识和防范意识，有助于构建科学的犯罪预防模式，实现刑罚正义和社会正义。为了将犯罪被害人责任应用于实践，需要首先明确犯罪被害人责任的判断标准，然后对犯罪被害人责任进行分类，最后通过立法、司法等环节建立我国的犯罪被害人责任追究制度。

简介：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美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性、引领最新科技变革的能力和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使其霸权并未实质性削弱。由于控制国际体系手段的多样化、国内政治的党派平衡和国际机制对霸权国家的塑造效应,美国具有丰富的战略调整经验和能力。鉴于此,美国将克服新兴大国崛起和金融危机对其霸权带来的困境。美国霸权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并且其霸权地位仍会维持较长时间。

简介：在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之时，朱新礼曾说出“养猪论”的名言：“企业确确实实需要当儿子养，但是要当猪卖，为什么呢，这是市场行为，你算得账要去做，算不得账你不要去做。”这句话受到了一部分人的质疑和抨击。在商务部否决了该并购后，朱新礼仍坚持其“养猪论”：“企业当猪来卖再过10年、100年都没有错!”

简介：司法鉴定是司法实践不可或缺的环节，通过司法鉴定，延伸了法官的认知能力，解决了司法中涉及的专门问题，使案件的事实能够得以重现，为案件裁判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司法鉴定不仅影响着司法公正，而且完善的司法鉴定制度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进而使当事人服判息诉。构建司法鉴定诚信体制，能规制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鉴定行为，促使其依法鉴定更好地为诉讼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