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建立，被誉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亮点”之一。但由于立法者在立法思想上的相对保守以及立法能力和立法技术上的明显不足，新刑诉法确立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证人出庭的范围、强制证人出庭的手段以及证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等基本制度面，都遗留下了一定的缺憾和问题。由于我国司法现实的复杂性，这些制度上的缺陷可能在实践中产生制度空转甚至制度反转效应，使得促使证人出庭的立法目的落空。

简介：文章从平等对抗原则的基本内涵出发，揭示了我国现行刑诉法的内在缺陷，认为在现行刑诉法中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保障的不平衡、被告人与公诉人地位的不平等、律师提前介入与其调查取证权的难以实现、审判方式改革的目标与其改革不彻底性之间的矛盾，都与现行刑诉法没有将平等对抗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有关。

简介：如果宪法是公民基本权利大宪章的话，刑事诉讼法就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小宪章，二者的关系密切，并且在保护公民权利和控制国家权力方面形成交集。国家不同，政治组织形式或政治体制也有差异，但是，人类对其基本权利的珍视则反映了一种普适性的价值理念。这也是借鉴和型塑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的理论根基和价值基础。

简介：简要解读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职务犯罪侦查机关的侦查模式、侦查人员、侦查手段等方面的影响，并结合侦查实践提出转变侦查模式、提高侦查人员素质、丰富侦查手段和加强自身监督等解决问题的对策。

简介：<正>我国刑诉法第35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笔者认为,该条之规定有两个缺陷,以下分别予以说明:

简介：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诸多变革之中维持了搜查程序的原有制度形态，这种不“变”的格局与西方国家搜查程序的法治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保障性、精密化、司法化的不足，凸显着我国现行搜查程序的制度缺陷。而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之规定又稍显保守。因此，未来我国搜查程序的改革，除进一步坚持法治化路径外，还需要引入利益权衡方法，使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救济功能落到实处。

简介：新的刑诉法对刑事物证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新刑诉法实施的需要,刑事技术人员必须进一步增强取证意识,全面勘查取证。在勘验现场和物证鉴定中均要严格遵守侦查人员和鉴定人回避的有关法律法规,保证取证和鉴定主体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在出具鉴定结论时,应严格按照有关规范制作检验鉴定文书,保证鉴定质量。接到出庭通知,应作好充分准备,依法出庭作证,及时准确地揭露和证实犯罪。

简介：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辩护权发展的核心在于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程度的不断深入以及辩护权的不断完善。公安机关需要正确理解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法律地位及会见通信权、讯问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主要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并监督制约侦查机关的活动，维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作用。

简介：亲属免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亲属关系的证人，基于其特定的亲属身份，依法享有的拒绝承担证明责任的权利，或者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也对刑诉中亲属免证权进行了规定。亲属免证权的制度构建是国家进行多种利益权衡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国家对家庭关系维系之重视与刑法的谦抑制品格，彰显了法律的人性化。我国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的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讧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

简介：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建立了争议案件关键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通过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难、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和原因,考察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范变革,对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文本规范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对检察机关在公诉实践中贯彻落实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