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我国,股东提起强制解散之诉,需满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之要件,但实务中对该要件应如何解释存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号——林案采取＂行为主义＂的方法,将＂经营管理困难＂解释为经营管理过程中的组织性或者治理性障碍,从而认可法院有权解散处于＂盈利状态＂的＂好公司＂——进而引发＂好公司＂为什么要判决解散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法院的此种裁判逻辑与美国法院的做法接近。司法解散制度旨在终结存在＂人合性障碍＂的股东关系,司法解散不是目的,而是股东寻求退出公司的手段。成文法赋予少数股东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力,实质在于赋予其退出公司的谈判筹码。案例实践也表明,无论法院如何判决（公司解散或不解散）,仍有存续价值的公司,都会通过买断等变通方式,继续存在。法院是否判决公司解散,与该公司是否居于盈利状态（是否属于＂好公司＂）没有关系,而与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人合性障碍＂有关。法院是否判决解散公司,不应以公司的盈利状况好坏为主要裁判标准,而应以股东之间的＂人合性障碍＂为考量基准。破产法与公司法中的有关＂强制解散制度＂最终形成一种互补的体系,分别重点解决＂资合性欠缺＂和＂人合性欠缺＂、＂公共违法＂的公司之解散。如果理解了司法强制解散制度的本质,则不必过分担心其对社会公众利益会产生实质性损害,而应当修改立法,使司法强制解散制度更加宽容,增加替代性救济方式,节省股东的退出成本。或者,更准确地说,＂司法强制解散＂可以被＂司法强制退出＂制度所取代——直接规定,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公司,少数股东可主张由公司或多数股东收购其股权,从而以公平价格退出＂令其失望＂的＂好公司＂。
出版日期
2014年01月11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