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和预期违约均为预期不履行的救济制度，在适用要件和法律效果上都存在着重叠的可能性，如何梳理二者的关系，一直是我国民法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预期不履行的法律救济有“渐进性”和“径直性”两大模式，二者的适用范围主要根据预期不履行的确定性程度来区分。《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对应于前者，预期违约对应于后者，故二者在功能和适用范围上应有明确区分。在现行《合同法》框架下，应将预期违约的适用范围限定于严格意义上的期前拒绝履行，同时对不安抗辩权的适用范围进行适度扩张，以使其适用于所有不履行可能性较高但尚不确定的情形。此外，针对我国司法实践及学界中争议较多的、债权人根据《合同法》第69条解除合同后如何请求损害赔偿的问题，本文认为，期前解除权和期前损害赔偿请求权在法理基础及成立范围上并不相同，二者在逻辑上属于两个问题，故在不安抗辩权框架下仅规定中止履行权和期前解除权即已足够，既无须将第69条与预期违约规则衔接，亦无须将其解释为新的预期违约规则；而有关适用第69条时的期前损害赔偿问题，则应根据《合同法》第107条而非第108条来处理。
出版日期
2017年06月16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