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目的探究反刍思维在大学生社交焦虑与手机成瘾倾向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使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SAD)、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MPATS)和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 scale，RRS)对682名大学生进行测量。采用SPSS 25.0及Mplus 7.0进行数据分析，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社交焦虑、手机成瘾倾向、反刍思维的相关性，用Bootstrap法检验反刍思维在大学生社交焦虑与手机成瘾倾向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大学生社交焦虑总分为(13.36±6.02)分，反刍思维总分为(51.04±11.56)分，手机成瘾倾向总分(40.46±11.74)分。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检出率为23.90%，社交焦虑检出率为49.85%。大学生社交焦虑总分与反刍思维总分呈正相关(r＝0.31，P<0.01)，与手机成瘾倾向总分呈正相关(r＝0.25，P<0.01)，大学生反刍思维总分与手机成瘾倾向总分呈正相关(r＝0.46，P<0.01)。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反刍思维在高社交焦虑和手机成瘾倾向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18；低社交焦虑与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间不存在中介效应，直接效应为0.33。结论低社交焦虑直接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高社交焦虑通过反刍思维间接对手机成瘾倾向产生影响。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21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