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76年春,也就是丙辰龙年的清明前后,我们一行五人:诗人张继楼、画家汪里、烈士陵园的傅俊弼,连同从农村征召回来的我,由宣传部官员也是诗人的林彦带队,外出考察各省区革命纪念地的恢复情况,以便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展览馆的重开拟具参照方案,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次使人一回想起就为之心悸的断魂之旅……一、哀广安我们正好是在丙辰清明节前接受这一任务的。受命之后,这个由四个单位五人合成的小组就急于成行了。倒不在于我们领受的任务有何等紧迫。大家心里明白:现在是刮旋头风的岁月,地方报纸的版式、标题都得每天问了《人民日报》如何编排之后才敢照葫芦画瓢,哪级官员敢犯“创新罪”呢?我们此行无非走走看看,同外地有关单位对对表,摸摸动向,使领导上考虑烈士墓的重新布展有所依凭而已。但我们每个人又都因此行心为之动,情急得有如涸辙之鲋听到了潮声。牵动我们的是千百万人都极为揪心的事:周恩来总理积劳尽瘁之后,我们的党和国家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像恶性疟疾发作似地胡谵乱语,抖摆震颤?比如红岩村吧,这是重庆人民心中的圣地,怎么竟连祭奠周总理的花圈都要奉命劝阻??人们仰望北京,可“两报一刊”的文章比这年的陨石雨和冰雹还要来得凶不可测,蒙头盖脑地打得人们惶惶...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11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