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攀阶而上,登泰山之巅,天下尽收眼底,谓之高;顺流而下,处江渚之上,仰观天地之无穷,谓之低。皇帝高高在上,吐一言而世境迁;百姓位卑在下,生老病死无所碍。这种病态的高低观造就了封建等级制度下的病态人生。位高则尊,位低则耻,只是表面现象;而真正的高低,是心灵所决定的。陶渊明放弃高官厚禄,隐居田园,可以说处于人中最低,但谁又有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高远心境呢?陶渊明舍弃了高位,却得到了心灵的最高境界。杜甫只身飘零,浪迹天涯,尚有衣食之忧,可他那一腔热血与忧国忧民之情却是那样真切。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位高不忘忧民,位卑不忘忧国”的胸襟又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啊。相反,和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害人无数,贪财居多,心灵早已坠落万丈深渊,永不超生。可见,官之高低,在于他人的态度;心灵的高低,在于自身的修养。而让历史记住的,往往是那些处于心灵之巅的英雄志士。臧克家有诗云:“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在高处可以为人民谋幸福,也可以作威作福,但二者的结局却是天壤之别。为人民谋幸福的是身份与心灵的合一,高、高相成,万物生辉;贪...
出版日期
2005年06月16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