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近年来,在“阳光体育”的背景下,国家提出了“校园足球”的策略以促进年轻人的整体健康发展。从那时起,校园足球在场地、设备和其他硬件设备以及软实力(例如教师和文化)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足球是传统的体育课程之一,在各年级中学都有特定的受众。同时,这项运动受到欧美橄榄球娱乐活动的强烈影响,并在初中生特别是男孩中很受欢迎。足球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体力和竞争力,还可以让他们人格得到健康的发展,养成团队合作精神,帮助他们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影响“校园足球”活动实施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学生、学校和家长。特别是在家长方面,部分父母不希望他们的学生在足球训练上花费很多精力,这剥夺了学生对足球的热爱,并阻止学校实施“校园足球”政策,因此找到适合初中足球教育的策略并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重要。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高龄肝移植受者预后和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3家医疗中心收治的400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68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17例和青岛大学附属医院15例)肝移植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97例,女103例;中位年龄为60岁,年龄范围为22~75岁。400例肝移植受者中,200例年龄≥60岁为高龄肝移植受者(ER)设为ER组,200例年龄<60岁为非高龄肝移植受者(NER)设为NER组。受者均行经典原位肝移植或改良背驮式肝移植。观察指标:(1)两组受者和移植物生存情况。(2)肝移植受者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3)ER组的分层分析。采用门诊、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受者生存预后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5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和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结果(1)两组受者和移植物生存情况:400例受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 d至71.7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6.3个月。生存分析结果显示:ER组1、3年总体生存率(OS)分别为72.70%、60.66%,1、3年移植物生存率(GS)分别为72.70%、59.64%;NER组1、3年OS分别为78.84%、75.48%,1、3年GS分别为78.84%、74.22%;两组受者总体生存情况和移植物生存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5.712,5.681,P<0.05)。(2)肝移植受者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Child-Pugh评分、供肝冷缺血时间(CIT)、合并高血压病、供受者血型、术中出血量、术中红细胞输入量、术中血浆输入量、术中晶体液输入量、术后7 d内最高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术后7 d内最高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胆红素(TBil)是影响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相关因素(优势比=1.026,1.022,1.084、1.070、1.701、2.728、1.000、1.056、1.089、1.000、1.000、1.000、1.003,95%可信区间为1.006~1.045,1.005~1.040,1.060~1.170,1.011~1.132,1.133~2.554,1.701~4.374,1.000~1.001,1.031~1.082,1.039~1.142,1.000~1.003,1.001~1.004,1.000~1.002,1.001~1.004,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供受者血型、术后7 d内最高AST、TBil是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优势比=1.022,2.761,1.000,1.007,95%可信区间为1.001~1.044,1.612~4.727,1.000~1.001,1.002~1.012,P<0.05)。(3)ER组的分层分析:①ER组200例受者中,0 h≤CIT≤8 h、8 h<CIT≤12 h、CIT>12 h受者分别为96、73、31例,其1年OS分别为77.46%、73.33%、54.07%,3年OS分别为62.67%、65.05%、41.30%,3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708,P<0.05)。②ER组200例受者中,供受者ABO血型相容、供受者ABO血型不相容受者分别为182、18例,1年OS分别为77.32%、27.78%,3年OS分别为64.63%、22.22%,两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3.165,P<0.05)。结论ER的总体生存情况差于NER,年龄、供受者血型、术后7 d内最高AST、TBil是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缩短供肝CIT(<12 h)及避免ABO血型不相容肝移植可以延长ER生存时间。
简介:摘要目的建立急性症状性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ASOTLF)分型系统,并进行可信度检验及临床应用效果评价。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分析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收治的1 293例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OTLF)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514例,女779例;年龄57~90岁[(71.4±6.3)岁]。骨密度T值为-5.0~-2.5 SD[(-3.1±-0.4)SD]。根据临床症状和骨折影像学特征,将ASOTLF分为4型:Ⅰ型(隐匿型)、Ⅱ型(压缩型)、Ⅲ型(爆裂型)和Ⅳ型(不稳定型),其中Ⅱ型分为ⅡA型、ⅡB型、ⅡC型3个亚型,Ⅲ型分为ⅢA型、ⅢB型2个亚型。其中Ⅰ型75例(5.8%),ⅡA型500例(38.7%),ⅡB型134例(10.4%),ⅡC型97例(7.5%),ⅢA型442例(34.2%),ⅢB型27例(2.1%),Ⅳ型18例(1.4%)。首先,对3名观察者共计3 000次评估分型的可信度进行检测;其次,根据分型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Ⅰ型采用后路经皮椎体成形术(PVP)治疗,Ⅱ型采用体位复位+PVP治疗,ⅢA型、ⅢB型分别采用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PKP)和后路切开复位减压植骨融合钉道强化内固定术治疗,Ⅳ型采用后路(减压)复位植骨融合钉道强化内固定术治疗。比较总体患者及各型患者术前、术后1个月及末次随访时观察视觉模拟评分(VAS)、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局部Cobb角及椎体后凸角(椎体角),并记录Framkel分级情况和并发症。结果患者均获随访24~43个月[(29.9±5.1)个月]。观察者间可信度平均总体κ值为0.83,观察者内可信度平均总体κ值为0.88。总体患者术前VAS、ODI分别为(5.8±0.7)分、72.5±6.6,术后1个月分别为(1.8±0.6)分和25.0±6.3,末次随访时分别为(1.5±0.6)分和19.5±6.2(P均<0.05)。总体患者术前Cobb角及椎体角分别为13(7,20)°和7(5,10)°,术后1个月分别为8(4,11)°和4(3,6)°,末次随访时分别为9(5,12)°和5(4,8)°(P均<0.05)。各分型末次随访时VAS、ODI、Cobb角及椎体角均较术前明显改善(P均<0.05)。1例Ⅳ型、5例ⅢB型患者出现脊髓压迫症状,术前Frankel分级为C级1例,D级5例,末次随访时均恢复为E级(P<0.05)。3例Ⅳ型、22例ⅢB型患者出现下肢放射痛、麻木等症状,给予椎管减压、椎体强化内固定术治疗后,末次随访时仅有3例患者存在浅感觉减退,其余患者均完全恢复。结论本研究提出了ASOTLF分型,其可信度较高。根据分型采用相应治疗方法均取得较为满意的临床疗效,说明该分型对于临床治疗方法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R-CHOP方案(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泼尼松)或类R-CHOP方案治疗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治疗前血浆补体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方法收集2010—2016年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就诊的105例DLBCL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采用抗体芯片检测R-CHOP或类R-CHOP治疗的105例DLBCL患者治疗前和80例健康对照者血浆中34种补体的水平,分析DLBCL患者治疗前血浆补体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结果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为3~5分患者血浆中补体C1QA的信号值为1 261.43±138.96,与IPI评分为0~2分患者(950.79±80.19)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7)。IPI评分为3~5分患者的CR1L信号值为2 214.69±98.58,与IPI评分0~2分患者(1 984.67±121.79)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7)。非完全缓解(non-CR)组患者的C1QA信号值为1 165.43±98.56,与完全缓解(CR)组(914.70±100.77)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5);non-CR组患者的CR1L信号值为2 263.13±145.63,与CR组(1 821.34±84.68)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Cox回归分析显示,血浆中C1QA信号值升高与DLBCL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HR=2.063,95% CI为1.220~3.489,P=0.007)和总生存时间(HR=2.23,95% CI为1.036~4.798,P=0.040)有关。采用多因素Cox回归进行IPI评分校正后,血浆C1QA信号值升高仍与无进展生存时间有关(HR=1.765,95% CI为1.034~3.013,P=0.037)。结论采用R-CHOP或类R-CHOP方案治疗的DLBCL患者基线血浆中C1QA和CR1L水平与患者的IPI评分和疗效有关,C1QA血浆基线水平对DLBCL患者的预后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R-CHOP方案(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泼尼松)或类R-CHOP方案治疗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治疗前血浆补体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方法收集2010—2016年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就诊的105例DLBCL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采用抗体芯片检测R-CHOP或类R-CHOP治疗的105例DLBCL患者治疗前和80例健康对照者血浆中34种补体的水平,分析DLBCL患者治疗前血浆补体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结果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为3~5分患者血浆中补体C1QA的信号值为1 261.43±138.96,与IPI评分为0~2分患者(950.79±80.19)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7)。IPI评分为3~5分患者的CR1L信号值为2 214.69±98.58,与IPI评分0~2分患者(1 984.67±121.79)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7)。非完全缓解(non-CR)组患者的C1QA信号值为1 165.43±98.56,与完全缓解(CR)组(914.70±100.77)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5);non-CR组患者的CR1L信号值为2 263.13±145.63,与CR组(1 821.34±84.68)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Cox回归分析显示,血浆中C1QA信号值升高与DLBCL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HR=2.063,95% CI为1.220~3.489,P=0.007)和总生存时间(HR=2.23,95% CI为1.036~4.798,P=0.040)有关。采用多因素Cox回归进行IPI评分校正后,血浆C1QA信号值升高仍与无进展生存时间有关(HR=1.765,95% CI为1.034~3.013,P=0.037)。结论采用R-CHOP或类R-CHOP方案治疗的DLBCL患者基线血浆中C1QA和CR1L水平与患者的IPI评分和疗效有关,C1QA血浆基线水平对DLBCL患者的预后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简介:摘要目的初步探讨经导管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联合选择性门静脉栓塞(SPVE)后手术切除治疗大肝癌的可行性、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回顾性收集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肝胆外科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完成的17例TACE联合SPVE治疗的大肝癌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5例,女性2例,年龄(59.17±10.30)岁。分析患者SPVE后与TACE后谷丙转氨酶水平、联合栓塞1个月后肿瘤反应、手术切除患者术后生存情况。结果17例患者中,SPVE术后第1、3天的谷丙转氨酶水平显著高于TACE术后[第1天:191.4(30.5~1 966.4)IU/L比125.3(35.7 L~846.2)IU/L,第3天:298.5(24.6~1 334.2)IU/L比208.6(21.6~775.6)I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联合栓塞术后1个月,肿瘤长径5~10 cm的6例患者中,完全缓解2例(33.3%),部分缓解3例(50.0%),病情稳定1例(16.6%);肿瘤长径>10 cm的11例患者中,完全缓解1例(9.1%),部分缓解4例(36.4%),病情稳定5例(45.5%),病情进展1例(9.1%)。最终11例患者接受了手术评估,治疗前中位残余肝体积329.5(284.9~365.7)ml,经联合栓塞后术前中位残余肝体积415.6(354.7~718.8)ml,中位增生比例28.1%(14.1%~51.3%)。8例患者最终接受了手术切除,围手术期无死亡,中位无瘤生存时间17(7~42)个月,中位生存时间27(7~42)个月。结论对于残余肝体积不足的大肝癌患者,术前TACE联合SPVE对控制肿瘤进展、促进残肝增生、提高手术切除率及改善预后具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