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讨2型固有淋巴样细胞（ILC2）在特应性皮炎（AD）中的作用。方法以C57BL/6J和Rag1-/-小鼠为研究对象。C57BL/6J小鼠分为模型组和对照组，模型组小鼠两侧耳部连续14 d每日涂抹卡泊三醇（MC903）以制备AD样小鼠模型，对照组仅涂抹无水乙醇，第15天时收集小鼠外周血血清，处死小鼠后，取耳部皮肤行组织病理检查，摘取脾脏，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皮肤和脾中炎症因子表达水平，同时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皮肤中ILC2比例。Rag1-/-小鼠分为模型组、对照组和实验组，模型组和对照组处理及评估同C57BL/6J小鼠，实验组小鼠在涂抹MC903前2 d开始腹腔注射单克隆抗体CD90.2拮抗ILC2功能，隔2 d 1次，共计7次，每次300 μg/150 μl，其他处理同模型组，第15天时收集小鼠外周血血清，处死小鼠后，取耳部皮肤行组织病理检查，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皮肤中炎症因子表达水平，同时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皮肤中ILC2比例。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两组间比较，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多组间比较。结果模型组C57BL/6J小鼠耳部皮肤可见明显的红肿、干燥、结痂，HE染色可见表皮厚度增加，真皮嗜酸性粒细胞浸润，血清IgE水平[（6751.016 ± 282.324）μg/L]高于对照组[（6387.038 ± 267.853）μg/L，P = 0.007），且皮肤白细胞介素（IL）-4、IL-13和干扰素γ（IFN-γ）的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增高（P值分别为0.005、0.012，< 0.001），而IL-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190），脾脏IL-4、IL-5和IL-13的表达较对照组明显增高（均P < 0.001），而IFN-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278）；模型组ILC2比例（5.604 ± 2.105）%较对照组（1.750 ± 1.104）%明显增高（P = 0.003）。在Rag1-/-小鼠中，模型组耳部皮肤也可见明显红肿、干燥、结痂，HE染色可见表皮厚度增加，真皮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模型组皮肤IL-4、IL-5、胸腺基质淋巴生成素和IL-33的表达较对照组明显增高（P值分别为0.010、0.043、0.034、0.007），而IL-13和IFN-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274，0.697）；模型组ILC2比例（5.165 ± 2.436）%高于对照组[（0.835 ± 0.578）%，P = 0.014]；抗体拮抗Rag1-/-小鼠ILC2后，实验组小鼠皮损较模型组明显减轻，HE染色可见表皮增厚减轻，真皮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减少，而细胞因子表达分析显示，实验组IL-4、IL-5、IL-13、TSLP、IL-33水平与模型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结论ILC2参与了MC903诱导的AD样小鼠炎症反应，且该反应不依赖于适应性免疫。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患者血清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7（FGF7）及相关炎性因子的表达。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择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6年11月至2020年1月收治的AECOPD患者。根据肺功能检查结果将患者分为轻度组〔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与用力肺活量（FVC）的比值（FEV1/FVC）<0.70、FEV1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80%〕、中度组（FEV1/FVC<0.70、50%≤FEV1%<80%）和重度组（FEV1/FVC<0.70、30%≤FEV1%<50%），每组20例；以同期20例肺功能正常的择期行胃肠外、骨科等非胸外科手术患者作为对照。记录患者人口学资料、FEV1/FVC、FEV1%、FVC、用力呼气中期流速占预计值的百分比（MMEF%）、6分钟步行试验（6MWT）及圣·乔治呼吸问卷（SGRQ）评分。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FGF7、白细胞介素（IL-6、IL-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采用Pearson相关法分析TNF-α与肺功能的相关性。结果与肺功能正常组相比，轻度、中度和重度组FEV1/FVC、FEV1%、MMEF%和6MWT明显降低，SGRQ评分明显升高，且随病情加重呈持续恶化趋势，重度组与肺功能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EV1/FVC：0.39±0.09比0.81±0.04，FEV1%：（38.80±6.28）%比（109.58±13.80）%，MMEF%：（0.34±0.14）%比（2.69±0.99）%，6MWT （m）：279.00±41.61比402.85±53.97，SGRQ评分（分）：34.95±6.71比2.60±2.06，均P<0.05〕；而且轻度、中度和重度组FGF7水平均较肺功能正常组显著降低（ng/L：6.31±2.65、6.10±1.39、6.64±1.77比8.29±3.51，均P<0.05），但轻度、中度、重度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肺功能正常组相比，轻度、中度、重度组IL-6和TNF-α水平均显著升高，其中TNF-α水平随着病情加重呈持续升高趋势，重度组与肺功能正常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ng/L：7.42±2.28比3.83±0.92，P<0.05）。但肺功能正常组与轻度、中度和重度组间IL-1β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相关性分析显示，TNF-α与FEV1/FVC和FEV1%均呈显著负相关（r值分别为-0.350、-0.527，均P<0.01）。结论AECOPD患者血清FGF7降低，而IL-6、TNF-α升高；但随着病情加重，患者外周血FGF7水平无明显变化，而TNF-α水平可能升高，并伴随小气道功能严重破坏。

简介：摘 要：文中分析金属镓产品杂质铜含量高，通过电解槽合理改造，铜含量降低，产品纯度从4N提升到5 N。

简介：无

简介：摘要目的对1个遗传性凝血因子Ⅺ(coagulation factor FⅪ，FⅪ)缺陷症患者家系进行临床表型和基因变异分析，寻找致病变异并初步探讨其分子机制。方法在Stago全自动血凝仪上检测先证者及其家系成员(共3代6人)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等血凝相关检测项目，FⅪ活性(FⅪ activity，FⅪ∶C)及其他有关凝血因子的活性；用ELISA法检测FⅪ抗原(FⅪ antigen，FⅪ∶Ag)。提取基因组DNA，用Sanger测序法测定F11基因所有外显子及侧翼序列；用ClustalX-2.1-win软件分析变异氨基酸的保守性；用MutationTaster在线生物信息学软件分析变异是否有害；用Swiss-Pdb Viewer模型分析软件分析变异氨基酸对蛋白结构的影响。结果先证者APTT明显延长，为94.2 s；FⅪ∶C和FⅪ∶Ag分别降低为1%和1.3%；先证者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APTT分别为42.1 s、43.0 s、42.5 s和41.0 s，FⅪ∶C和FⅪ∶Ag均降低至正常值的一半左右；先证者丈夫APTT、FⅪ∶C和FⅪ∶Ag均正常。测序结果显示先证者F11基因存在第10外显子c.1103G>A(p.Gly350Glu)杂合错义变异和第13外显子c.1556G>A(p.Trp501stop)杂合错义变异。先证者父亲和女儿携带p.Gly350Glu杂合错义变异；母亲和儿子携带p.Trp501stop杂合无义变异。保守性分析表明Gly350和Trp501在同源物种间高度保守。MutationTaster在线生物信息学软件对两个变异的预测结果均为"disease causing"，表明变异有害。蛋白模型分析表明，p.Gly350Glu变异影响了蛋白质的结构及稳定性。结论p.Gly350Glu和p.Trp501stop复合杂合变异可能是该家系遗传性FⅪ缺陷症的分子发病机制。

简介：摘要目的评价吡咯替尼治疗曲妥珠单抗耐药的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近期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和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收治的22例乳腺癌患者资料，均为曲妥珠单抗治疗失败耐药，接受以吡咯替尼为基础的方案治疗。其中联合氟维司群治疗1例，联合化疗16例，联合曲妥珠单抗及化疗4例，联合曲妥珠单抗1例。评估患者的近期疗效和安全性。结果22例患者中，2例完全缓解（CR），4例部分缓解（PR），15例疾病稳定（SD），1例疾病进展（PD），客观缓解率（ORR）为27.3%（6/22），疾病控制率（DCR）为95.4%（21/22）。13例原发曲妥珠单抗耐药患者中，1例CR，2例PR，9例SD，ORR为23.1%（3/13），DCR为92.3%（12/13）。9例继发性曲妥珠单抗耐药患者中，1例CR，2例PR，6例SD，ORR为33.3%（3/9），DCR为100.0%（9/9）。14例三线及以上治疗患者中，2例CR，2例PR，9例SD，ORR为28.6%（4/14），DCR为92.6%（13/14）。8例脑转移患者中，2例PR，5例SD，ORR为25.0%（2/8），DCR为87.5%（7/8）。所有患者均出现了腹泻，其中1～2级17例（77.3%），3级5例（22.7%）。4例吡咯替尼下调为320 mg，无因不良反应而中断治疗的患者。结论对于曲妥珠单抗耐药的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无论是原发还是继发耐药，吡咯替尼均具有较高的DCR；在三线及以上治疗、脑转移患者中，也具有较高的DCR，且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