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预后营养指数(PNI)、C反应蛋白与血清白蛋白比值(CAR)对克罗恩病合并腹腔感染(CD-IAI)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确诊的克罗恩病和CD-IAI患者各61例的临床资料。比较克罗恩病患者与CD-IAI患者的克罗恩病活动指数(CDAI)、克罗恩病内镜严重程度指数(CDEIS)，实验室检查指标[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比例、血小板计数、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D-二聚体、凝血酶原时间(PT)、纤维蛋白原、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等]，以及PNI和CAR。另选择2022年1至5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确诊的克罗恩病患者30例和CD-IAI患者13例以验证PNI、CAR预测CD-IAI的准确性。应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计算PNI、CAR及两者联合预测CD-IAI的最佳截断值、曲线下面积(AUC)、约登指数、灵敏度和特异度。运用Spearman相关分析PNI、CAR、CDAI、CDEIS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CD-IAI的影响因素。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CD-IAI患者CDAI、CDEIS均高于克罗恩病患者[(256.68±8.50)分比(144.87±7.83)分、3.80分(1.80分，5.40分)比1.20分(0.20分，2.80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9.67、Z＝－4.02，均P<0.001)。CD-IAI患者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比例、血小板计数、CRP、降钙素原、D-二聚体、PT、纤维蛋白原、APTT均高于克罗恩病患者[7.81×109/L(5.98×109/L，11.39×109/L)比5.94×109/L(4.86×109/L，7.11×109/L)、(73.43±10.67)%比(62.30±11.03)%、360.00×109/L(266.50×109/L，456.00×109/L)比294.00×109/L(222.50×109/L，356.00×109/L)、44.27 mg/L(16.82 mg/L，82.65 mg/L)比3.42 mg/L(0.59 mg/L，18.33 mg/L)、0.07 μg/L(0.04 μg/L，0.22 μg/L)比0.04 μg/L(0.02 μg/L，0.05 μg/L)、0.75 mg/L(0.32 mg/L，2.00 mg/L)比0.26 mg/L(0.15 mg/L，0.46 mg/L)、11.90 s(11.40 s，12.90 s)比11.20 s(10.45 s，11.70 s)、4.58 g/L(3.59 g/L，5.59 g/L)比2.99 g/L(2.17 g/L，4.23 g/L)、30.40 s(28.30 s，32.80 s)比28.00 s(25.45 s，31.10 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4.48，t＝－5.66，Z＝－2.71、－6.47、－3.78、－4.87、－4.87、－5.44、－2.74，均P<0.01)；CD-IAI患者血清白蛋白水平低于克罗恩病患者[34.10 g/L(31.40 g/L，36.90 g/L)比39.00 g/L(35.10 g/L，43.20 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91，P<0.001)；CD-IAI患者PNI低于克罗恩病患者[41.65(38.58，44.58)比47.80(40.45，52.98)]，而CAR高于克罗恩病患者[1.29(0.48，2.67)比0.10(0.01，0.4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3.83、－6.44，均P<0.001)。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PNI与CAR、CDAI、CDEIS均呈负相关(r＝－0.64、－0.53、－0.50，均P<0.001)，CAR与CDAI、CDEIS均呈正相关(r＝0.63、0.52，均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水平PNI是CD-IAI的保护因素(OR＝0.911，95%置信区间0.864~0.961)，高水平CAR是CD-IAI的危险因素(OR＝2.846，95%置信区间1.745~4.644)。ROC分析显示，PNI、CAR联合诊断CD-IAI的AUC为0.829(P<0.001)，约登指数为0.541，灵敏度为0.934，特异度为0.607；PNI和CAR均达到最佳截断值时联合预测CD-IAI的灵敏度为0.692，特异度为0.967。结论PNI、CAR对CD-IAI有一定诊断价值，PNI<45.550、CAR>0.466时CD-IAI的发生风险更高。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治疗前全身炎症反应指数（SIRI）对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病理完全缓解（pCR）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0年3月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确诊并接受新辅助化疗和乳腺癌保乳或改良根治术的119例原发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的术后病理分为pCR组（n=19）和非pCR组（n=100）。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SIRI。依据治疗前SIRI分为SIRI≤0.25（n=10）、0.26~0.50（n=42）、0.51~0.75（n=29）、0.76~1.00（n=19）及>1.00（n=19）共5组，比较5组患者的pCR率。通过Spearman相关性分析评估治疗前SIRI与pCR的相关性，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pCR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治疗前SIRI对乳腺癌新辅助化疗pCR的预测价值。结果pCR和非pCR两组患者在肿瘤大小（Z=2.26，P=0.024）、腋窝淋巴结转移（χ2=5.73，P=0.017）、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χ2=8.77，P=0.003）、Ki-67（Z=2.68，P=0.007）、细胞学核分级（χ2=5.08，P=0.024）、治疗前中性粒细胞计数（Z=2.44，P=0.015）、治疗前单核细胞/淋巴细胞计数比值（Z=3.04，P=0.002）及治疗前SIRI（Z=3.29，P=0.001）方面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前SIRI≤0.25组的pCR率为50%（5/10），0.26~0.50组为21%（9/42），0.51~0.75组为10%（3/29），0.76~1.00组为11%（2/19），>1.00组为0（0/1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4.28，P=0.006）。患者治疗前SIRI与pCR呈负相关（r=-0.30，P=0.001）。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肿瘤大小（OR=0.50，95%CI为0.28~0.89，P=0.019）、腋窝淋巴结转移（OR=5.43，95%CI为1.19~24.83，P=0.029）、HER-2（OR=7.54，95%CI为1.65~34.36，P=0.009）、Ki-67（OR=1.03，95%CI为1.01~1.05，P=0.008）、细胞学核分级（OR=0.20，95%CI为0.04~0.92，P=0.038）、治疗前中性粒细胞计数（OR=0.54，95%CI为0.32~0.92，P=0.023）、治疗前单核细胞/淋巴细胞计数比值（OR=0.00，95%CI为0.00~0.01，P=0.007）及治疗前SIRI（OR=0.03，95%CI为0.00~0.37，P=0.007）为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pCR的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肿瘤大小（OR=0.31，95%CI为0.14~0.72，P=0.007）、腋窝淋巴结转移（OR=10.97，95%CI为1.35~89.61，P=0.025）、HER-2（OR=6.47，95%CI为1.18~35.65，P=0.032）、Ki-67（OR=1.04，95%CI为1.00~1.07，P=0.029）、细胞学核分级（OR=7.87，95%CI为1.01~61.35，P=0.049）及治疗前SIRI（OR=0.03，95%CI为0.00~0.58，P=0.020）为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pCR的独立影响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治疗前SIRI预测乳腺癌新辅助化疗pCR的曲线下面积为0.74（95%CI为0.65~0.82），敏感性为68.0%，特异性为75.3%；治疗前单核细胞/淋巴细胞计数比值预测pCR的曲线下面积为0.72（95%CI为0.63~0.80），敏感性为48.0%，特异性为84.2%；治疗前中性粒细胞计数预测pCR的曲线下面积为0.68（95%CI为0.59~0.76），敏感性为61.0%，特异性为83.7%。结论治疗前SIRI可用于预测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pCR，SIRI低的患者更易获得p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