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保护性备灾措施对企业的连续性运营非常重要.本文分析了来自美国加州地区933家企业的备灾模式和主要影响因素.数据来源于美国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在1997年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搜集的资料,主要地点是受1989年LomaPrieta地震影响的地区.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的保护性备灾措施可以分为4类:规划类,资源准备类,知识学习类和保险购买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之前的因灾损失和决策者的风险认知是总体上影响企业备灾措施的显著因素.此外,位于不同领域的企业在采取保护性备灾措施方面也有所不同,金融/保险/不动产行业更倾向于采取备灾措施.另外,不同的因素在规划、资源准备、知识学习和保险购买4个维度的效果也不太一致.最后,在基于上面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探讨了一些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简介:公众对核电站往往表现出较高的风险感知。本文试图从风险信息视角探究影响公众核电站风险感知的因素。本文选取位于我国山东省海阳市的海阳核电站建设为实证研究背景,并对海阳核电站附近的居民展开调研。基于防护性行为决策模型(PADM),从风险信息视角构建了一个影响因素模型用来研究公众的核风险感知。研究发现:公众依赖传统信息渠道获取有关核电站建设信息的程度越高,其感知到的核能知识、核事故知识以及核风险越高;公众依赖网络信息渠道获取有关核电站建设信息程度越高,其感知到的核能知识、核事故知识越多,对核风险感知则越低;公众接受的核能知识越多,其核风险感知则越低,而公众感知到的核事故知识越多,其核风险感知越高。此外,利益感知与风险感知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
简介:识别空气污染的高社会脆弱性地区,查明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这对于降低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提升空气污染防治的效果都至关重要。本文首先提出了面向区域的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概念模型,并据此建立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而以省级行政单元作为分析单位,运用投影追踪聚类模型,识别了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排名前五的影响因素分别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本科及以上人口比例"、"每千人医院床位数"、"儿童(14岁及以下人口)"和"城市绿化覆盖率"。同时,通过集成社会脆弱性指数来探索中国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2000~2014年,社会脆弱性指数均值保持了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2010年,社会脆弱性指数标准差持续上升,2010年后出现下降。在整个研究周期内,全国各省的社会脆弱性经历了普遍偏高至部分好转再至好转局面扩大的变化。社会脆弱性的好转始于东北局部,再扩展至东部沿海,继而向中西部推进。在空间分布上,中部和西部省份的社会脆弱性偏高,北京和上海的社会脆弱性最低,华北和华东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水平居中。
简介:基于社会心理危机的风险放大机制,构建突发事件中公众安全感影响因素模型,其影响因素分别是事件属性、政府应对、媒体传播和群体心理与行为。利用网络爬虫软件对2014~2016年32件重大突发事件,包括新闻、新浪微博、百度搜索指数等在内的相关文本数据进行采集,通过定性比较分析(QCA)探寻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导致公众安全感缺失的必要条件和逻辑条件组合。结果显示,影响范围广、应对不及时、谣言的存在和消极的群体情绪,是导致公众安全感丧失的必要条件。当其他条件变量与必要条件同时发生时,最容易引发公众安全感的缺失。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媒体传播对公众安全感的解释力最大,其次分别是事件属性、群体心理及行为和政府应对。据此,构建以提升应急能力为目的,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协同参与的心理危机治理机制。
简介:以往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是狭义的,以公共安全为目标的应急管理则是广义的。以公共安全治理为目标实现应急管理由狭义向广义的超越,既是应急管理实践突破瓶颈的内在需求,也是面向风险社会提升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的必然选择。狭义应急管理的理论基础是“三角模型”,强调对象上的全灾害管理、过程上的全过程管理、结构上的多主体参与。广义应急管理即公共安全治理的理论基础则是“三棱锥模型”,它在“三角模型”的基础上,还特别强调公共安全作为结果的实现程度。为此,要将公共安全作为优先的政策目标,通过多元参与和过程互动来推动风险治理、应急管理和危机治理的协同发展,达致公共安全治理目标、手段和结果的有机统一,以应对新兴风险、极端灾害和跨界危机的挑战。相应的案例分析显示,在中国的制度情境中,“三棱锥模型”具有适用性。以公共安全治理实现应急管理由狭义向广义的超越,这是一次整体性改革,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规划。
简介:突发的极端自然灾害带来巨大的应急需求,超出政府应急供给能力。如何有效地将市场资源、社会资源纳入灾害治理网络是应急管理体系构建的重中之重。虽然信息的流动性会促使社会组织以自组织形式主动参与应急管理网络,但该类组织为网络带来资源的同时也会增加网络协调的难度,因此,研究社会组织的参与形态,明确该类组织的网络定位,有助于推动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的良好互动,从而改善复杂适应系统中应急体系的适应能力。本文以2013年芦山地震为研究对象,揭示社会组织在应急响应过程中的功能特征,分析该类组织在应急管理网络中的角色定位,从而探讨社会组织参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现状。
简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源于地方创新并在中央层面被制度化后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推行,至今已经历十余年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可被视作包括横向和纵向扩散的政策扩散过程,对其中扩散机制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该决策机制实施状况与效果。基于对69份地方政策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扩散过程中可能出现政策学习、强制和模仿三种扩散机制;其中,横向扩散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学习和模仿的产物,而纵向扩散则在更多地表现强制机制的作用的同时亦存在学习和模仿的可能。要改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施效果,需在正视强制机制作用的同时减少模仿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应更好地促成政策学习。
简介:组织生存必须时刻侦测内外部环境,否则就容易遭遇危机。环境扫描是近30年来组织分析与诊断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常用方法,也是组织面对环境实施战略管理的常规活动。本文以“组织如何使用环境扫描方法侦测环境危机”为线索。梳理了环境扫描方法应用与发展,并指出,在战略决策过程中,组织不仅将环境扫描作为一种全息扫描技术。用来搜寻、分析和使用组织内外部信息的活动。而且将环境扫描作为一门管理技巧用于准确诊断组织内在危机,更将其作为组织分析与诊断专业人员应掌握的一项技能,用作即时明辨组织内外部风险,只有这样组织才能在复杂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环境扫描应用于组织侦测环境危机过程中虽有失败的案例,但它使组织对环境有更全面、更深层次的认识。本文指出,未来还需要加强环境扫描研究,为公私组织适应复杂、敏感和不确定的环境提供有力的支持。
简介:在社会科学领域,"认同"是一个备受学界关注的概念。同理,促进人的安全认同作为安全管理的本质,安全社会科学领域相关研究理应重点关注"安全认同"这一重要概念。本文针对目前人的安全认同缺失的不良现象,立足于理论思辨层面,基于大安全视角,以认同的定义为基础,提出安全认同的定义,并对其进行扼要解释。在此基础上,阐释安全认同的功能与特征,并深入剖析安全认同的动机、路径及其惰性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安全认同是安全社会科学交叉领域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概念,促进人的安全认同需从增强人的安全认同动机、综合运用各类安全认同路径,以及减弱至消除人的安全认同惰性三方面着手。此外,安全认同理论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安全管理学原理,该研究可为促进人的安全认同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
简介:本文通过对3777名中小学在校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我国现阶段的校园欺凌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绝大多数欺凌者同时也是被欺凌者;校园欺凌形式中语言欺凌是主要形式,而关系欺凌最具重复性;校园欺凌行为的参与者表现为明显低龄化与性别差异化的特点,男生参与校园欺凌行为的概率要显著高于女生;中部地区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率最高;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主要场所是学校,且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把隐瞒事实作为第一选择。相关性分析与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少旷课、少玩网络游戏、较开明的教育方式、与同伴相处融洽、不结交帮派朋友可以降低校园欺凌的风险;父母关系紧张、专制型教育方式、亲子关系不融洽、家庭结构不完整、师生关系差、与同伴的关系较差、欺凌环境恶劣是校园欺凌的风险性因素。校园欺凌风险防控应该以学校为核心,学生、家长、教师形成反校园欺凌联盟,社会与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监管互动,构筑反校园欺凌的环境。
简介:我国近年雾霾灾害爆发日益频繁,而灾害治理方式中多以政府单方面领导为主,治理效果不明显。因此,本文提出以"公私协力"为核心的新型治霾机制。"公私协力"将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看作一种平等互惠的伙伴关系,通过这一框架分析国外雾霾治理实践表明,这一治理模式具有很好的现实可行性。本研究强调,"公私协力"一方面,可以弥补雾霾灾害发生时政府反应滞后、监管不到位等缺陷;另一方面,可以发展社会力量,形成全民治霾理念,做到治理与防护并存。进一步研究发现,通过结合公私部门的治理优势,立足于中国国情,正确处理"公部门"与"私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摒弃原有"上传下达"低效治理方式,形成"协议—合作"治理方式,是未来雾霾灾害治理的有效途径与发展趋势。
简介:雾霾给居民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危害,尽管学术界已对雾霾成因、构成和后果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有关雾霾风险感知的研究依然不多。本文从社会脆弱性和社会建构性视角出发,利用2018年上海市1656份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雾霾风险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雾霾风险感知同时存在脆弱性和建构性两种机制,很难说哪一种机制是主导或是根本性的,但是两种机制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存在“叠加效应”,即拥有脆弱性特征并处于建构性环境的人群会表现出更为强烈的风险感知。最后,本文认为利用建构性机制,加强风险沟通,推动空气信息和雾霾知识的科学传播,有助于提高居民对雾霾风险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