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然灾害是制约发展、影响民生、关系稳定的重大问题.县级政府作为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主要“防御者”、一线“指挥者”、直接“参与者”和救灾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中发挥着最能快速决策行动、最能迅速开展救援、最能把握灾情进展和最能落实上级精神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县级政府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应急工作中还存在着管理机构不统一、法律法规不健全、第四级网络建设薄弱、协调联动工作不畅、社会参与率低、评估体系不健全、监督和问责工作不严等诸多问题.基于此,完善应急机构建设、加强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和善后机制是提升县级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应急能力的重要途径.
简介:近年来我国雾霾问题突出且愈演愈烈,四面"霾"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雾霾预警机制是雾霾治理当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在学界中对于雾霾治理的公共预警机制以及其具体实现途径的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将为雾霾预警机制的建立提供指导参考。雾霾治理的公共预警机制由预警信息系统及预控处理系统组成,通过预测信息系统、预测系统、预警指标系统、预警准则、对策系统、预警中心组成运行流程。雾霾治理的公共预警机制实现途径包括建立完善雾霾公共预警工作机制、整合建立预警发布平台、细化预警信息发布指标、理顺预警信息发布流程、确定预警信息发布和传播渠道。最后提出如下建议:建立雾霾治理监测信息系统,进行雾霾污染的脆弱性评估,注重雾霾治理信息互动机制、完善雾霾治理公共预警机制及队伍建设和保障执法有效性。
简介:本文基于转基因食品事件的微博数据,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结合PADM理论、启发式-系统式理论与应对行为理论,探究转基因食品事件中消费者应对行为的特征、规律及其形成机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事件的认知受伤害属性、信息源、事件响应的影响;处于防卫动机、从众心理强的消费者采用启发式信息处理路径,在未仔细评估的情况下直接形成决策和应对行为选择;处于准确性动机、了解转基因知识的消费者会采用系统式信息处理路径,基于对转基因食品事件情境的认知形成感知和判断,包括风险感知、利益相关者感知和行为感知;继而通过决策制定选择相应的应对行为。研究结论对于提高转基因食品事件的风险沟通效果、引导消费者形成合理的应对行为具有重要价值。
简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源于地方创新并在中央层面被制度化后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推行,至今已经历十余年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可被视作包括横向和纵向扩散的政策扩散过程,对其中扩散机制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该决策机制实施状况与效果。基于对69份地方政策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扩散过程中可能出现政策学习、强制和模仿三种扩散机制;其中,横向扩散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学习和模仿的产物,而纵向扩散则在更多地表现强制机制的作用的同时亦存在学习和模仿的可能。要改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施效果,需在正视强制机制作用的同时减少模仿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应更好地促成政策学习。
简介:转型期中国社会冲突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政府作为当事方的冲突类型,这种类型的冲突是指政府以公共利益推进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发展,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并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以致政府建设的项目常常受到阻碍,甚至成为诸多冲突发生的根源。因此,如何治理政府作为当事方的冲突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但从国内外的文献来看,现有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不多。故而,本论文以一个公益拆迁事件引发的冲突治理事件为例,试图探讨政府作为当事方的冲突的治理机制。论文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信任机制是政府作为当事方的冲突的恰当的治理机制。这是因为权威机制遇到了信任危机,市场机制又缺乏应有的环境,不能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信任机制具有传统和社会的基础,是当前的可行的治理机制。但是源于中国的体制和制度的特殊性,信任机制需要辅之以权威机制和市场机制,形成信任机制主导的合作治理模式,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冲突治理的作用。本研究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现有冲突治理的理论研究内容,而且对于政府冲突治理的实践也有重要参考价值。论文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是,针对我国大量的类似的冲突治理案例,运用统计方法分析该类冲突的治理机制的共性特点,以期形成更具普遍性指导意义的研究理论。
简介:雾霾给居民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危害,尽管学术界已对雾霾成因、构成和后果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有关雾霾风险感知的研究依然不多。本文从社会脆弱性和社会建构性视角出发,利用2018年上海市1656份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雾霾风险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雾霾风险感知同时存在脆弱性和建构性两种机制,很难说哪一种机制是主导或是根本性的,但是两种机制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存在“叠加效应”,即拥有脆弱性特征并处于建构性环境的人群会表现出更为强烈的风险感知。最后,本文认为利用建构性机制,加强风险沟通,推动空气信息和雾霾知识的科学传播,有助于提高居民对雾霾风险的重视程度。
简介:以往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是狭义的,以公共安全为目标的应急管理则是广义的。以公共安全治理为目标实现应急管理由狭义向广义的超越,既是应急管理实践突破瓶颈的内在需求,也是面向风险社会提升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的必然选择。狭义应急管理的理论基础是“三角模型”,强调对象上的全灾害管理、过程上的全过程管理、结构上的多主体参与。广义应急管理即公共安全治理的理论基础则是“三棱锥模型”,它在“三角模型”的基础上,还特别强调公共安全作为结果的实现程度。为此,要将公共安全作为优先的政策目标,通过多元参与和过程互动来推动风险治理、应急管理和危机治理的协同发展,达致公共安全治理目标、手段和结果的有机统一,以应对新兴风险、极端灾害和跨界危机的挑战。相应的案例分析显示,在中国的制度情境中,“三棱锥模型”具有适用性。以公共安全治理实现应急管理由狭义向广义的超越,这是一次整体性改革,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规划。
简介:基层应急管理体制下延与能力提升是解决我国部分地区基层应急管理“空壳”化运转困境的基本战略,然而地方政府面临着改革创新的资源与环境约束,需要充分利用现存资源降低改革成本,从制度、理念以及技术层面推动创新。社会管理网格化为路径的公共服务改革将为应急管理体制创新提供借鉴。本文聚焦基层政府应急管理体制创新的网格化管理路径的可能与可为问题。应急管理全过程、全主体、全方位的发展趋势与主流公共服务改革存在理论协同性,网格化管理模式作为公共服务改革创新的重要典范,将提升基层应急管理改革可行性及效果。本文最后从基层应急体制建设理念、整合方式、制度支撑以及创新协同角度对网络化改革路径在基层应急管理体制建设中的实施提出政策建议。
简介:1984年,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deralEmergencyManagementAgency,简称FEMA)和全美行政院校联合会(NationalAssociationofSchoolsofPublicAffairsandAdministration,简称NASPAA)合作培养了一批专注于应急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学者,其目的是创建一个囊括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共同体(Community),帮助各级应急管理者在面对愈来愈有挑战性的问题时,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虽然财政支持力量薄弱,但是NASPAA和FEMA的行动引领了应急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改革.本文首先回顾了自1984工作坊以来FEMA经历的变革,随后在公共行政语境下探讨NASPAA和FEMA的研究员在应急管理研究和实践领域的影响.
简介:经历阪神大地震的冲击之后,日本企业开始在加强自身灾害管理的基础上参与国家灾害管理。基于灾害管理全过程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从阪神地震到3·11地震日本企业参与灾害管理的考察发现,日本企业在防灾参与能力、备灾参与能力、应急参与能力和参与重建能力上都有了较大幅度提高,由阪神地震时停留在灾后捐款捐物的低水平向基于灾害管理全过程专业化方向发展。尽管如此,无论从企业自身还是国家相关政策上看,其参与灾害管理能力建设都还存在明显不足。今后努力的方向是,日本政府需要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完善灾害管理体系中的企业参与制度设计,建立政府、企业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灾害治理体制机制;日本企业则应以"3·11"地震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基于战略优势的参与灾害管理能力建设,使参与灾害管理常态化、专业化、战略化。
简介:随着极端灾害的日益多发,风险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愈加突出,给传统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带来极大挑战。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迅速发展并为灾害应急管理带来新思路。本文以2016年6月23日14时30分在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发生的特大龙卷风为案例,以社交媒体的典型代表——微信为研究平台,运用案例研究法和实地调查法,具体分析微信在"6·23阜宁特大龙卷风"灾害应急管理中的使用情况,以深入探讨和总结微信在灾害应急管理中的价值。文章认为,与其他通信手段和信息渠道相比,微信在信息发布上占一席之地,在危机沟通上遥遥领先,在治理参与上行之有效。但是,在重视微信正面功能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在真实性、冗杂性和不平衡性等方面的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各项技术、措施,使微信更好地融入灾害应急管理体系。
简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全国各类自然灾害事件产生的危害正在不断增大,应急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从地理空间而言,我国行政体系的最边缘地带是距离中心城市最远的乡(镇)一级政府,它也是我国政权组织的最末端.论文通过对鲁甸、芦山地震灾区的调研和比较,发现两地末端应急管理普遍存在事发突然性与事前准备不充分;事件复杂性与事中处置能力弱;事后亟待稳定与自我恢复速度慢等现象.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的末端脆弱性,具体可归结为暴露性高、敏感性强、适应性弱三方面.为了有效提高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科学性、前瞻性、针对性和动态性,增强我国基层组织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课题组提出正视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末端脆弱性问题,加强全国应急管理末端治理,采取“一主多元力量、三级整体应对、四块保障平台、三种能力模块”措施的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