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着所谓“后人”时代的到来,“超真实”作为“主词”不断彰显.“超真实”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从物质技术生成角度看,它是源于数字媒介模型的无“原本”拟像“复制”再生产;从“符号”与“真实”关系角度看,它是符号与“原型”真实的断裂与僭越,表现为一种能指符的真实取代真实本身的符号真实范式转换;从哲学角度看,它是“去真实”化的拟像真理（真实）.

简介：感受或者感觉材料概念有深厚的哲学渊源,也是胡塞尔现象学哲学中最为基础的概念之一。根据有关胡塞尔感受概念的经典图像或理解,感受是内在于意识的内容;意识在感受基础上构建起意向对象;感受有充实认知性的意向活动的功能;感受自身并非认知对象,却能够被体验到,并被现象学反思所把握。同时,感受还具有内在性、非意向性、被动性、非概念性、非构造性、非独立性等核心特征。然而,这个经典图像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意识可能无需在感受基础上构建对象,感受也无法充当充实。感受概念还得不到任何认知上的确证——因为,即便根据现象学的标准,反思不能为此提供任何证据。同时,感受可能也并非内在的,而且还具有意向性、概念性和构造性。对经典图像的合理批评倒逼我们在先验—生成现象学中寻找更为合理的感受概念。

简介：从语义演化、内在逻辑及现实历史的演进三个层面看,中国传统政治的精髓在于“正人”“治民”。秦汉之后的大一统之政乃是中国特有“政治”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政治”概念本身就蕴涵着这一发展趋向。儒家政道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主导原则,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顺应传统的“正人”之“政”的发展趋势,并以更大的综合性,为之提供更充分的理论论证,且使之在实践上得以更有效地贯彻和深化。

简介：在全球化的时代,各自代表着不同中心论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形态如何共存？跨文化理解,甚至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跨文化哲学是可能的吗？针对这些问题,奥地利哲学家维默（FranzMartinWimmer）设计了＂多极对话＂（Polylogues）模式,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为哲学的发展和跨文化理解与交流提供了一套哲学实践模式。一方面,哲学植根于具体的文化传统和语言;另一方面,哲思活动本身与文化传统又不完全重合,而是要克服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偶然性、追求普遍真理和共同哲学。作为跨文化哲学实践策略的＂多极对话＂既要提防中心主义的普世论,也要排除分离主义的个殊论。

简介：东亚传统"天下"观的视角实质乃是俯视,展现为"天圆地方"、"天地平行"的世界图景并内蕴天、地、人三才以及人应抚育万物的核心价值观。在汉传佛教里,"世界"却代表一种大圆立体、时空融合的多元多重的形上宇宙结构,其世界图景乃是作为莲花形、以几何级数增长而构建的诸多"大千世界",并无固定的视角和绝对的中心。汉传佛教"世界"概念所内蕴的多元多重文化观,给近代东亚语境里急剧的世界图景之变更提供了核心理论资源。在近代传教士将其与"world"等词对译的实践里,它最终成为摧毁东亚古典天下观的一柄利器。更多还原

简介：海德格尔在《时间概念史序论》的“预备部分”，对现象学直到当时为止的发展做了精简扼要的回顾。在此部分第三章，他提出了对现象学的“内在批判”。海德格尔分析了胡塞尔对纯粹意识的四个规定，指出它们都不是按其存在而对之所作的规定。他的分析虽然在一些地方误解了胡塞尔，但其批判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具有内在于现象学的根据的。

简介：相较于自觉的、理智的研究，文学作品更能直接地反映精神生活和思想态度中的新趋向。此外，文学是精神史上一种宝贵资源，可以从中挖掘出某些容易被人忽视同时又让人萦绕于怀的情愫，这些情感并没有被那些官方的文化模型所认可，人们往往无法从非艺术语言中发现它们的踪迹。通过对清代袁枚《子不语》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袁枚对儒家主导的传统宗教、宇宙秩序及历史概念提出了重要的挑战，从而表明文学材料可以为我们彰显对新儒家的道德解决方案的某些让人不满之处，也就是对新儒家正统理论关于宇宙秩序的官方概念的不满，这种彰显可以成为理解特定时期的某些被掩藏起来之侧面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源泉，从而拓宽了自觉的、理智的研究的认知边界。

简介：东亚传统“天下”观的视角实质乃是俯视，展现为“天圆地方”、“天地平行”的世界图景并内蕴天、地、人三才以及人应抚育万物的核心价值观。在汉传佛教里，“世界”却代表一种大圆立体、时空融合的多元多重的形上宇宙结构，其世界图景乃是作为莲花形、以几何级数增长而构建的诸多“大千世界”．并无固定的视角和绝对的中心。汉传佛教“世界”概念所内蕴的多元多重文化观，给近代东亚语境里急剧的世界图景之变更提供了核心理论资源。在近代传教士将其与“world”等词对译的实践里，它最终成为摧毁东亚古典天下观的一柄利器。

简介：知觉内容如何是概念的？这是当代认识论中所关注的关键问题.麦克道威尔的概念论认为,只有概念性的东西参与进辩护活动中,因此知觉内容必然是包含概念的.他的概念论可以总结为两点：C1,知觉内容是概念的;C2,概念来自后天语言学习.特拉维斯对麦克道威尔的观点展开了批判,指出了麦克道威尔的概念论是一种存在问题的表征理论,同时指出作为概念论基础的“似真之看”是不可能的,从而使C1被证明是不成立的.麦克道威尔承认特拉维斯的批判并进行修改,他分别提出M1（直观能力是一种概念能力）和M2（知觉内容中仍然存在某些概念）两个措施进行修改.但是本文将指出这两个修改非但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使修改后的C1与C2相冲突.从而证明概念论的主张是不一致的,麦克道威尔依旧无法说明知觉内容如何具有概念.

简介：本文讨论杨国荣教授所著之《伦理与存在》、《道论》到《成己与成物》三书②，主要分两部分，其一为对三书“写作特质”的外部观察与定位，其二为对其中核心术语“本体论”一词的使用意义之考察。

简介：布兰顿的规范性实践概念主张一种“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立场。这对关于规范性的社会科学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依赖于“理性空间的社会化”，才能说明：（1）因果事件等非规范性存在如何能进入规范性理解的视域；（2）隐性规则如何既能前反思性地引导行动者，又能具备清晰阐释的可能性；（3）规范性解释的有效性如何既是客观的．又是在交往实践中可修正的；因而，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观点才能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构建独立自足的规范性概念。

简介：宗教语言问题的实质是“上帝”概念如何被“人”所赋义的问题。以艾耶尔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经验指称”的赋义方式，认为“上帝”概念不符合基于经验事实的“可证实性原则”，故必须被拒斥；而普兰丁格则认为，“上帝”概念的赋义应当始于人的“信任”情感，只要相信者拥有这份信任情感，则“上帝”概念对他来说就是实在的、有意义的，这是一种“情感赋义”的谈论方式。二者的区别在于谈论宗教语言的出发点不同：“经验指称”的起点是人的经验。而“情感赋义”则始于人的情感。不同的出发点引导了人对“上帝”的不同理解过程。

简介：现代主体性在一路高歌之后陷入了危机。主体性危机表明了主体性结构中自我与他人、经验与先验、理性与非理性等各种因素的缠绕遮蔽与对立冲突,因而主体自身发生着解构。现代主体是建立在排除和压制他者的基础上的,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是对他者的肯定。他者并不是简单的人称称谓,而是寻求差异的一种复杂的话语语境。列维纳斯、德里达、福柯等人通过不同形象的他者的发掘瓦解了中心化的现代理性主体。尽管后现代哲学一再声称要探寻更复杂的主体性形式,但他们的理论诉求并未真正实现,而是陷入了新的理论困境。从根本上来说,后现代哲学提供的是一种消极和充满悖论的主体。在当代,最重要的不是对主体的解构,而是对它进行重建。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对于超越解构并且重建更具反思性的主体性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何朝安（以下简称“何”）：老师，两次听您讲授“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课程，感觉您对整个分析哲学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我们学生很受启发。很荣幸借《哲学分析》约稿的机会，让我与您进行一次对话。为此，我认真查阅了我的听课笔记，也阅读了一些相关资料。

简介：《哲学分析》杂志是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下，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合办的哲学类专业期刊，以发表国内各地学者的学术成果为主，适当登载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论文和国外哲学同行的中译新作。

简介：作为“规范、规则”意义上的制度，其功能是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控制。“控制”就是引导人的社会行为，而“引导”既包含“约束、限制”．也包含“激励、促使”。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不同于对机器系统的控制，人的行为是由内控指令和外控指令相互作用进行控制的。制度的控制功能分为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激励、迫使、禁止三种基本类型。根据制度的功能．把制度分为激励型制度、迫使型制度和禁止型制度三种基本类型。这三种制度的控制规则和控制机制是不同的。有些制度侧重某种功能，而有些制度则具有综合功能。制度的实施过程，就是用制度规则控制人的行为的过程。

简介：《哲学分析》杂志是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下，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合办的哲学类专业期刊，以发表国内各地学者的学术成果为主，适当登载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论文和国外哲学同行的中译新作。

简介：在20世纪的分析哲学中,许多哲学家讨论过事实的概念。维特根斯坦的事实概念,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分析哲学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就是那些关注将事实解释为世界的逻辑成分的哲学流派之一。但是自从逻辑经验主义者揭示了科学本性以来,更多的科学哲学家将事实当作观察命题的证据来探究,他们并非着眼于事实概念的意义,而是着眼于对世界中的事实的解释。因此,对于科学哲学家们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事实是否可以用一种科学的方式而被解释为证据,以及我们如何将它们解释成与表达事实的观察命题相一致。

简介：建构主义源远流长，其促进自我发展的学术策略在于制造分歧：在元哲学层面上，有新康德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之争；在方法论层面，有激进主义与温和主义之争；在政治取向上，有历史主义与改良主义之争，等等。正是这些内部思想冲突，形成了社会建构主义不断自我超越的不竭动力。这值得我国学界的关注。

简介：历史上的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不少重要的伦理学及哲学流派，都自觉不自觉地关注“幸福概念”及幸福本质问题。这样那样地给“幸福”下过定义。但总的说来，在马克思哲学产生以前的所有旧哲学中，并没有建立起系统而完整的科学的幸福观，也未能真正揭示出“幸福”问题的内在本质。不同的幸福“定义”及其相关经典命题，一般总是反映着不同的幸福本质观。因此，对哲学与伦理学界传统幸福本质观的评析．实质上也就是对西方幸福论有关经典命题及其传统幸福“定义”的评析。根据西方幸福思想发展史上关于幸福本质问题认识的逻辑发展，可以把西方幸福论诸多经典命题及其伦理学幸福“定义”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传统及流行的多数幸福定义，虽然都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但都还存在着某些偏颇不当之处．有必要从幸福本质的角度对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性三种类型的经典命题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