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如何在新的视阈中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这是当今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十多年来,俞吾金教授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口号下,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哲学做出了不同的诠释。要言之,他试图超越马克思哲学的传统阐释路线,沿着“物、价值、时间和自由”的经济哲学路径,重新诠释马克思哲学,对马克思哲学体系提出了新的构想。那么,“重新理解马克思”意味着什么?“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目的是什么?“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关键问题何在?经过“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以何种新形象示人?被“重新理解”的“马克思”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本文试图围绕着上述问题对俞吾金教授在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方面的学术观点进行批判性反思,并阐发个人的看法。
简介:许多人认为,帕累托论证为不平等提供了一种正当性证明,而由约翰·罗尔斯提出并由布莱恩·巴里详细阐述的对不平等的辩护,更是常常被证明其甚至对于持平等主义观点的人而言也是无法抗拒的。但是,审慎地分析帕累托论证的逻辑结构,我们就会发现:严格地来说,帕累托法则并不要求不平等;不严格地来说,帕累托法则所要求的不平等是不公正的。科恩首先阐述了他对于帕累托论证的基本观点和批判路径,然后运用他所谙熟的分析哲学技术详细讨论了罗尔斯和巴里所阐述的帕累托论证,向帕累托论证提出了一个重大挑战。科恩进而提出并阐述了在罗尔斯式帕累托论证中所隐含的两难困境,通过分析平等尺度中的劳动负担,指出在帕累托论证中存在着不一致尺度,并进而论证不平等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恶。
简介:如果我们把哲学的理路划分为理论哲学理路和实践哲学理路,那么,原本的马克思哲学便是一种对于作为理论哲学之最高发展的主体性哲学之超越的现代实践哲学。正是马克思的现代哲学奠定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实践哲学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看来,生活认识和理论认识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认识,也不能简单地将一方还原或归结为另一方,但它们之间是互为关联的。理论认识归根结底是派生于生活认识,从而依赖于生活认识的,因而,人不可能认识生活之外的东西,即便那些不实在的或根本不可能变为实在的东西,它们也源于生活。生活认识不仅为理论认识提供了基本的经验,而且为理论认识对自身困难的克服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参照。理论认识有科学认识和哲学认识之分,科学认识是可以得到普遍证实的客观知识,哲学认识是人们的一种生活范导或终极意义。
简介:本体论不仅仅是哲学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更是一种哲学解答问题的方式。作为哲学所独具的思维方式,本体论并没有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立足于实践开拓的哲学新视野而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在一般意义上去弘扬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而是攫取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将集中反映了物质与意识对立统一关系的“人”作为理论观照的焦点。正是这一理论视角的转移,充分展示了新唯物主义既根本区别于唯心主义,又完全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全新致思理路。基于这一全新的人学本体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即实践出发,建构起了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新的理论层面上更进一步地展现出了深刻的人学意蕴。
简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困难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研究视域上作出一个大的转换,即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通过参与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通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通过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并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笔者的这些思考与探索,得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教授的鼓励与支持。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简介:《尼各马克伦理学》关于快乐之论述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对柏拉图《斐利布》中关于"混合快乐"与"纯粹快乐"这一划分的继承;二是运用"质形论"之灵魂论界定以及"潜能—实现"之物理学学说,对于《斐利布》之魂身关系所进行的修正与重释。而这两个前提共同说明了一点:要理解快乐在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中的位置,我们不能绕开《斐利布》之影响。正是通过对于《斐利布》的继承与阐发,亚里士多德得以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展开对于斯彪西波与欧多克索斯两种极端观点的批判,并且阐明从混合快乐向纯粹快乐,以及从自然品质向伦理品质的两层过渡,并最终指明快乐伴随并完善着实现活动。对于快乐与灵魂"理智部分"之实现活动之关联的进一步考察,则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判明《尼各马克伦理学》与《斐利布》同属一个阵营——唯有理智与快乐之混合才造就属人之善好生活。
简介:现代主体性在一路高歌之后陷入了危机。主体性危机表明了主体性结构中自我与他人、经验与先验、理性与非理性等各种因素的缠绕遮蔽与对立冲突,因而主体自身发生着解构。现代主体是建立在排除和压制他者的基础上的,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是对他者的肯定。他者并不是简单的人称称谓,而是寻求差异的一种复杂的话语语境。列维纳斯、德里达、福柯等人通过不同形象的他者的发掘瓦解了中心化的现代理性主体。尽管后现代哲学一再声称要探寻更复杂的主体性形式,但他们的理论诉求并未真正实现,而是陷入了新的理论困境。从根本上来说,后现代哲学提供的是一种消极和充满悖论的主体。在当代,最重要的不是对主体的解构,而是对它进行重建。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对于超越解构并且重建更具反思性的主体性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