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改变世界"是指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并最后解放自己的社会历史活动。由于不想、想不到和做不到,这一活动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视野里是不可能存在的;马克思哲学之所以主张"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是由于自然科学长足发展所预示的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大工业发展所预示的社会发展未来的趋势,作为大工业主体的工人阶级的要求,以及这种趋势和要求的正确反映的前期理论准备,使"改变世界"成为可能。然而,真正地现实地"改变世界",有一个理论和认识上由抽象向理性,具体、历史发展中的理论向实践和实践进程中的跨越相完善的转化过程。这对于我们以清醒的头脑理解和实践"改变世界"有着重要意义。
简介:对市民社会的讨论是哈贝马斯理论创构中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内容的历史地位虽然被罗威廉等学者们加以确认并放大,但其粘连上的问题使之疑窦丛生,理论的局限性由此而暴露出来。首先,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由于过度强调市民社会的统一性结构而否认了现代市民社会差异性结构的存在。其次,哈贝马斯由于过度强调市民社会之自为性逻辑而人为地隔离了市民社会与真实社会生活各领域之间的边界。再次,哈贝马斯通过话语民主的种种理论预设而使市民社会仅仅抽象为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道德观念"虚空"。最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概念延伸出的"世界市民社会",用西方普适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颠覆了市民社会应有的结构。
简介:我们从不否认启蒙运动的伟大功绩,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启蒙之后的世界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中,已经显示出了启蒙运动中所蕴含价值观念的局限。其内在根源在于:其一,启蒙精神自身蕴含着欧洲文明危机的种子,在今天已经展现出来。其二,“时空压缩”与“网络社会”的出现,造就了超越地域与国家限制的金球化经济。因此,以现代的观念与原则去面对全球化问题,常常表现为一种文化滞后。实际上,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理论中,“新文明”已经开始萌芽。对此,马克思指出,这将是在经济社会形态终结之后,有别于技术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则进一步说明,新文明应以“互存共生为原则,构建以人、自然、技术、文化和谐发展为目标的”另一种全球化。
简介:在朗西埃思想的整体形成中,阿尔都塞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青年学生朗西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教父'阿尔都塞之间的相遇,奠定了朗西埃日后与阿尔都塞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路的一种充满张力的争辩性关系。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结构主义式的理论创新,具有开启一个时代的革命性意义。而朗西埃谨遵师教,对《资本论》做出症候式解读并以此而形成其学术处女作《'批判'的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1844年手稿〉到〈资本论〉》,尽管在其日后'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道路中屡遭否弃,但其思想的基本立场乃至学术方法等其实都可以在这篇论作中找到某种理论'原型',因此,可称之为朗西埃学术思想的一个'反向'的起点,或者是'结构性'的开端。
简介:主要由于马克思提出生产力理论的原初语境的限制,以及与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相伴随的知识理性主义的主导,长期以来,生产力何以可能这一前提性、根源性问题被遗忘和遮蔽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相结合的研究表明,原始文化从劳动中产生并与劳动结合,起着独特且不可缺少的生产力功能,是从自然生产力向人类劳动生产力转变和跃升的基本前提和关键因素,从而开辟了人类劳动生产力的道路,为其历史传承和发展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原始文化,就不能体现人类劳动与动物活动的根本区别,也就不会产生人类特有的劳动生产力。对此,我们应以更开放、包容的心态,以文化与历史相结合的博大视野推进生产力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
简介:阶级艺术论争,是20世纪前期无产阶级文学阵营和纯文学阵营之间展开的文学论争。20世纪10年代后期,以本间久雄、大杉荣和加藤一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阵营,明确指出第四阶级的文学才是当下最重要的艺术,由此诞生了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萌芽,但这时的认识局限于对'民众'和'民众艺术'概念的讨论上。进入20年代后,以中野秀人和平林初之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认为,无产阶级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无产阶级文化是高于资产阶级文化的。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性质对比来看,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精神和文学精神都比资产阶级高贵,因此无产阶级文学也是优于资产阶级文学的,这就肯定了艺术的阶级性。而以菊池宽、久米正雄和芥川龙之介为代表的纯文学主义者,则主张艺术本身所具有的自律,即超阶级性,认为若无产阶级艺术从属于无产阶级运动,那么无产阶级艺术也就不可能存在艺术至上主义思想。阶级艺术论争是之后展开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有力前提,也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论争的理论源泉之一。
简介:现代审美范式经历了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型,又面临着新的美学挑战。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入、后现代主义语境的转换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美学已不再局限于艺术领域,而是向政治、经济、文化、消费领域、日常生活领域扩张。审美动因与经济动因的重合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和前景,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显得极为迫切。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提出了新的解答模式: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他认为,尽管现代社会中很多艺术形态面临着被政治同化的危险,悲剧作为苦难和痛苦的表述,与整个社会的统一幻象保持着一种游离并与社会总体性分裂的力量,拒绝同质化和同构化。考察伊格尔顿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重要命题,对于当前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伊格尔顿关于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思考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集体性智慧的概括总结;其次,伊格尔顿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提出,可以为我们审视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及艺术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简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崭新科学论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得出的重要结论,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拓展和深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具有历史必然性、执政合法性和领导科学性。从历史的必然性上看,伴随人类文明转型必然出现权力核心,后发国家的正反实践经验也充分说明了文明转型必须依靠权力核心强力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实践证明了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从执政的合法性上看,中国共产党信仰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人民的选择给与了党深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从领导的科学性上看,中国共产党用科学的指导思想,深厚的贤能政治,独特的政党制度,独创的协商民主以及不断完善的纠错机制,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顺应了人民的呼声和时代的要求。准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合法性与科学性,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当代中国是不容置辩的科学结论,也是历史、人民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和重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