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牵涉漫长的文化与现代化的关联史,从19世纪末中国出现现代民族国家时,就开始有了相关政策,创意和自由民主观念深深嵌入围绕着创新和竞争力展开的西化过程。而西方(或欧洲)现代化范式可能并非是一种全球通用的模式。我们应该回溯到很长的历史时段之前,从这一时间角度来理解当代中国文化状况,其间的政权、市场与个人主体性的配置迥异于西方模式。

简介：不同于以往的见解,马克思通常将资本主义以后的新社会称为“联合体”(Association),并且在资本主义自身中发现了它的萌芽。本文的目的在于阐明马克思是如何理解“联合体”的核心内容,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又是怎样孕育了“联合体”的要素。本文首先从基础理论层面论述了联合体的概念。马克思认为联合体社会的“主体”不是“资本”或“国家权力”等外在力量,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和生产者”。另外,联合体本质上是以相互主体地、能动地、有意识地联合在一起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这才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①。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怎样产生了联合体的要素(主体及物质条件),马克思又是怎样理解的?本文从此问题出发,并试图阐明这一问题的基本点。

简介：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有关“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论述，完整构建起社会主义“共享”理论体系，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期和远期发展走向。作为远景目标的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体现了高度生产性、直接社会性与普遍可分享性的高度统一。而当今物联网经济正在逐步构建起的“分享主义平台”，初步呈现出这种有机统一的可能性．并正成为市场、政府之外当代社会有机体的第三构成元素。促进“分享主义平台”碎片化的“联合”向“自由人联合体”转化，可以在“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与“全民共享，全面共享”的统一中，不断推进“渐进共享”的进程．使“生产性”与“可分享性”在相互促进中共同提升，进而使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并在全球价值和道义制高点上，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