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关于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等问题,都可以归入人学的范畴。中国古代哲学以人为中心,向来注重对人的研究探讨,因此虽无完整形态的人学,但人学思想却非常丰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关于人的理论也异说纷呈。本文试对法家人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及演变轮廓,作一初步的探讨。

简介：《周易》卦爻辞的背后是卦爻象,卦爻象的背后是圣人之意。据《易经证释》可知,圣人之意告诉我们如何通过自修而与天道相合,这正是圣人作《易》的本旨所在。文王六十四卦卦序体现的是由先天太极至两仪（乾坤二元）,再由乾坤交合产生万事万物,即由先天八卦至后天八卦及六十四卦的生化过程及规律,其所蕴含的＂圣人之意＂乃是教人由德返道、后天返先天之意。乾卦＂元亨利贞＂四字所显之乾象为全象,又为圆象,统御一切,无内外,无始终,而人则需先＂利贞＂才能最终达至＂元亨＂。乾主气,为道之全,坤主形而包于天,故坤虽具四德而受时地所限。人应本坤道而顺承天,由＂利贞＂而返＂元亨＂。临卦处＂成终成始＂之位,在春之先,故备具乾坤四德;屯、随、无妄、革等卦之二、五两爻因孚乾坤正位,故亦备具乾坤四德。如果明了《大学》内止至善、外明明德之说,《中庸》中和、不息之境,自不难理解《易经》＂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即以人合天之旨。

简介：本文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及其理论应有意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归纳西方经济学社会科学研究相关成果，结合现代世界经济活动的新特点，对“经济人”假设以及与之紧密结合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批判。文章进一步探讨了这一理论存在问题的根源所在，认为从根本上说是脱离了人类的实践本质，脱离了人类行为的社会性特点。文章同时认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积极的理论批判和理论建设，构建综合性理论学说，是把握经济活动规律，正确指导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

简介：社区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板块。现阶段主流话语中有一种把社区仅作为一个管理单元、把社区化约为小区的倾向，这对于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相当不利。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对社区进行还原，弄清楚社区的理论渊源、多维面向和组成要素，对于进一步理解社区治理的意义和目标以及增强社区治理主体、内容和方式的科学性大有裨益。

简介："经济人"利己性并非理论假定,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经济人"利益最大化不是追求物质、金钱的最大化,是包括名誉、地位、良心以及长远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涵盖十分广泛,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政府官员在内的所有劳动者;"经济人"出现利他行为时也不能排除其出于利已的动机;"经济人"的利己属性是人的基本权利,无善恶之分.对"经济人"必须设计和构建严格的制度,使正当的个人利益得到激励和保护,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得到抑制和禁止.制度安排必须遵循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平等性、自主性、互利性原则,强化对权力约束原则,实现个人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利益趋于一致.

简介：用解剖或本体追问的方法来解读董子学说,让人感到“隔”。董学深受着《易》学影响。《周易》所呈现的是“意”“象”“言”,董学也有“意”“象”“言”。社会政治学是董学之“意”。它发自于“仁”,散为仁爱之心和忧患意识,转为政治“大一统”和礼乐教化。天论是董学之“象”。它是由“天地”、“阴阳”、“五行”共同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意象系统,象征着生命大本,凝聚着董子全部的生命体验。《春秋》学是董学之“言”。它是董子立“象”达“意”的一个话头。董子通过体会《春秋》之“辞”,发挥《春秋》之“例”,从而把握《春秋》之“意”。

简介：在以梅洛-庞蒂为代表的当代身体哲学与中国古代中医的身体思想之间，我们发现了根本理念上的诸多相契之处。如梅洛一庞蒂的“走向世界之身”与中医的“大身子”相契；他所说的“流动的身体”与中医的“气”相契；其“可见的-不可见的”身体与中医“藏象”相契；梅洛-庞蒂提到的身体的“双叶”与中医的“阴阳”相契；其“生命化的时间”说与中医“五行”说相契；梅洛-庞蒂的“身体间性”与中医“经络”相契；其“用身体知道”与中医“身诊”相契。这一切，不仅使梅洛-庞蒂身体哲学的兴起代表了对西方传统身体观的一场根本叛逆，也为中医身体观走向现代及中医身体观与当代身体观的会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契机。

简介：<正>整个宋明儒学的基本精神是确认人性,并进而通过对存于人性中的天理与人欲之张力的处理,以重建儒家人的哲学.刘宗周是宋明儒学的殿军,他三易其稿的《人谱》是宋明儒学的最后写本.这个写本不仅是对以往思想的简单总结,更是直面阳明心学之后晚明思想所出现的裂变所作出的回应,宋明儒学的最终归结便于这种自身的推进发展中完成.然就笔者所见,除吴宓于三十年代清华大学讲授“文学与人生”课程时将《人谱》列于“应读书目”(吴宓文学与人生》第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表现出特别的重视外,少有学者对刘宗周这一自认为最重要的著作作专门讨论.本文在借晚明儒学内外的问题以说明刘宗周《人谱》的性质之后,细论《人谱》,期望能展示出来明儒学人学最终归结的精神旨趣.

简介：牟宗三的儒学三期说、李泽厚的四期说和黄玉顺的新三期说，都足依据某种儒家形而上学的立场给儒学分期，都主张判教，这有悖于文明对话的时代。文明对话势必导致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如果从文明对话、文化融合的角度给儒学分期，则能更好地明确中国文化当下的任务，汲取前两期儒学的经验与教训，处理好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从信仰到文物典章制度，民力国力、技术器物应用的全面复兴中国文化，中国人期盼着儒学能如是展开，成就自己的第三期。

简介：各级地方官作为维护治安职能的主要承担者,是关系地方治安好坏与否的关键因素.两汉社会的治安问题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以豪强大姓为主、对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的地方恶势力;二是遭遇天灾人祸的诸多灾民、流民;三是官逼民反,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下层反抗势力.针对这些不同情况、不同性质的问题,许多齐鲁籍官吏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和方法,并且留下大量施政范例,在社会治安方面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简介：西方经济理论鼻祖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主义,而这种利己主义与社会利益又是一致的,满足人类利已本性的最好途径就是实现经济自由.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我们在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同时,必须抛弃这种利已主义的价值观,坚持正确的社会价值和道义责任,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简介：儒学与佛学都在关注“人”，但其所关注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儒家颜元的《存人编》和佛家宗密的《华严原人论》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存人编》中，颜元探讨“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其答案是只有实践了儒家“人伦”关系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在《华严原人论》中，宗密则探讨“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其答案是“人本来是佛”。可以看出，颜元着眼于人的实践形态，是要对人作出一个符合儒学的价值判断，而宗密则着眼于人的本来形态，是要对人作出一个符合佛学的事实判断，两者的这种差别体现了儒佛两家“人学”思想的不同进路，即儒学的实践进路和佛学的形而上学进路。

简介：在《周易》六十四卦中，《蒙》卦的主旨在于讲述《周易》的教育理念，并较为完整地将易学教育模式展示出来。《蒙》卦所指向的教育并非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教学，而是追求“本天道以立人道”的落实天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以占筮的形式为主导，以天理为规则，以谦虚为手段，通过正其位、明其理、重其仪、尊其德来实现最理想的教化，其中既有探究占筮作为一种求知方式在教化之中的运用问题，也有探讨教育模式、教育形态、教育观念等内容。同时，《蒙》卦还针对教育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而提出了一些避免教育误人歧途的方法。今天审读《蒙》卦，无疑对我们的当代教育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简介：由于《管子》一书的成书时间、作者及篇章的断代难以确定,故当前我国音乐界只能将其中有关乐论的美学思想概括为杂糅派。这样不仅忽略了管仲的音乐思想和审美观,而且也没有给他一个确切的派别。鉴于此,笔者通过对其佐桓前后言行的考证认为,管仲的音乐观是重使用、讲功利、强国家。其音乐美学思想应属实用派。

简介：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科学哲学及与之相关的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引入，科学不再被简单地视为正确的知识体系以及哲学原理的例证或其新范畴的来源；科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曾经使中国的科学哲学在突破思想壁垒的过程中较为便利地取得了旨趣的合法性，但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们很快把对普遍性的寻求纳入到根植于本土知识与文化需求的“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哲学的长征”之中。

简介：

简介：“过（恶）”思想是刘宗周《人谱》核心话题之一。《人谱》将人的“过（恶）”划分为“微过”、“隐过”、“显过”、“大过”、“丛过”和“恶”诸形态，并深刻阐发它们的产生缘由及思想实质。从现象言，《人谱》关注人生存世界中具体的“过（恶）”的形成与危害；而其实质，则是探索意义世界中“本心”的客观性和常在性，是对人性本质的理性把握。

简介：域中有四大：道、天、地、人。域之空间性所具有之承受与保持的可能性，由于时间性之道在其中的流逝而成为现实，展开为天地世界，召唤着物与人。物与人在天地世界中的逗留，使得天地世界分裂为天下。圣人、民、众人、我、吾便生存于天下。在天下与天地的张力中，圣人“为无为”于天下，使远离本真天地世界的群体存性存在民与众人，开始向“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回归：“吾”则在对天下的静观中展现出纯粹的生命力与生命感。

简介：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中国，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应先实现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关键在于人的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一当今中国，在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中，蕴含着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革命，更蕴含着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管理...

简介：春秋前存在两种指意截然不同的“兴”，一种属于音乐内容及演唱形式，即瞽礞乐师“六诗”之“兴”；另一种是国子教育“乐语”之“兴”，属于正式场合富含道德性的言说。孔子继承二者，《论语·阳货》中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即指乐语系统之“赋诗言志”与“观诗知志”。孔子发挥此意以为教，并进一步赋予“兴于《诗》”以道德意涵，即借《诗》中对自然万物的感发，兴起对天地之道、内在仁性、礼乐政教之体认。此思维方式亦推广应用于《诗》之外，如伯夷叔齐之事迹。这种道德认知、体悟上的启发，适合士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而对一般人民百姓，孔子则提出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更加强调道德情感之联结、感染与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