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
简介:作为20世纪深切关注现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对二战的挑起者德意志进行了历史反思和现实分析,由此激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对理性毁灭的深层思考,并对风云变幻下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与崇高使命发出呼吁。首先,通过考察具有代表性的德意志历史图景,把人类理性的变幻还原到历史原貌中展现,可以以真实的历史感揭示出德意志复兴历史中的民族精神的分裂。其次,我们不仅要从卢卡奇那里寻找理性毁灭的社会根源,还要把理论视野拓展到后继者的研究文本中,包括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人物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侧重于从大众的性格结构、心理趋向、人的自由等方面揭示理性毁灭的深层根源。最后,我们要关注知识分子对理性的诉求。
简介:卡尔·拉纳在《圣言的倾听者——论一种宗教哲学的基础》中把自己的宗教哲学规定为“关于对启示之顺从能力的本体论”。事实上,这是对于作为真正形而上学根基的基督教神学认识论的经典阐释。在毕竟在之在和此在之在的生存论关联中,拉纳把此在规定为上帝圣言的必然倾听者。在的本质乃是在的照亮状态——作为普遍必然的上帝观念,此在对于上帝之在的在先把握是抽象的先验条件,是纯粹理性的根据,同时是此在精神对于上帝之临在的先验经验。上帝在绝对的自由中向此在发出可能来临的启示话语——此在在自由的爱中伫立在可能发出启示的上帝面前,在自己的历史中仰望并期待着那位在人的形而上学中以完全未知者的形像出现的上帝可能发出的启示。上帝的启示一旦来临,便在人的历史中并作为历史的最高现实以言辞形式发生——此在必然在自己的历史中倾听着可能以人的言辞形式来临的历史性的上帝启示。作为上帝圣言的倾听者,此在在自由的爱中实现着自己的先验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