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出现的一大学术景观,就是“中”“西”“马”这三大思想学术传统的对话。时至今日,各方学者都作出了相当的努力,且已产生积极的效果。在现代社会,思想多元化及其良性互动,既是社会合理分化和开放的表现,又是它得以保持生机和活力的关键所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已跨人现代性大门,尚未完成的社会转型也将由于“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相互转化这一新的时代趋势,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并将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从而使中华文化的复兴与人类文明秩序的重构高度地关联起来。为了顺应并实现这一客观要求,我们就要大力开发和调动各种思想学术资源,特别是促进“中”“西”“马”这三大学术传统的交流对话,在理论上推陈出新。这里要辨析和解答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中”“西”“马”的对话何以可能?
简介:颜钧(1504-1596),号山农,明代后期泰州学派思想家,也是同时期儒学民间化运动①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发展了王艮的"大成仁学",形成一套以仁为核心、以神为特征、以实践为旨归的"大中哲学"②思想.在泰州后学中,颜钧尤以独特的体仁工夫论及实践著称于世.即以工夫论而言,他将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说化为大中哲学的"体仁之方",但在具体进路上,又将之分作两个层次:"从心所欲"与"不逾矩".前者表现为提出"制欲非体仁"、"体仁之妙即在放心"以及"从心、从性、从情"等思想,主张疏导和顺任心性自然流行,此即所谓"放心体仁"说;"不逾矩"即是"知及仁守,庄莅动礼",意在顺任、放逸之后及时纠偏补正,诉诸知性见闻,并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这是儒学中一贯的"戒慎涵养"工夫.但是从"放心体仁"到"戒慎涵养"的工夫路径,其中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割裂了工夫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并且也与他所追求的一体圆融大异其趣.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简介:在学术界畅行不衰的“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的.该“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领域迄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既包括狭义的历史学者用考古资料来补正历史文献,亦包括考古学者通过运用历史典籍来解读和印证考古发掘资料.例如:久负盛名的临淄齐国故城五号东周墓的殉马坑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关于该墓墓主的认定便是借助了传世历史文献.伴随着各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出现了“多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合成作战,联合攻关,形成多重证据,是在新时代对“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通过对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中殉马数量的研究及骨骼等的鉴定,不仅能识别这些殉马的马龄并发现体质的变化,甚至能够揭示出其品种来源和饲养方式及养马业的发展规模等多方面的情况,而这就得通过兽医学、生物学乃至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介入以获得多重证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运用由“二重证据法”发展而来的“多重证据法”,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就能够深入地揭示东周时期的齐文化,对东周齐文化的深入探讨应该是由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来共同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