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将借助康德的认识理论，构造一个康德式的道德程序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道德律是管理准则的程序，该程序要求准则中的关切及其满足方式获得从小群体到大群体再到所有理性行为者共同体的逐渐承认。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尤其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提示了这种理论的可能性，但这两本书的重点在于描述一种批判的道德理论与其他独断论的道德理论的区别，而没有着力阐述批判的道德理论是如何运用的，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因此虽不是康德明确论述的，但依然是康德式的。第一节说明认识的程序论，第二节提出道德程序论，第三节将此理论与若干竞争理论对照。

简介：《实践理性批判》以“理性的事实”证明了纯粹理性是实践的，并赋予了自由理念以客观实在性。本文将通过分析第二批判的“对分析论批判的阐明”、“结语”和其他文本，证明只有将理性的事实看作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实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使它和第二批判的目的和论证思路结合起来：这个实验通过每一个人的实践理性的判断区分了纯粹的道德法则和经验性的原则，为道德哲学树立了正确的前提。本文还将通过和《纯粹理性批判》里的理性实验比较，探讨实践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具体含义和实践理性实验的深层次意义。

简介：康德的直观理论是由感性直观、想象力和智性直观三个层次构成的。直观在第一批判和第三批判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实践理性批判》和其他道德哲学的著作中,康德明确拒斥了直观的作用,这种拒斥集中体现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分析论中。然而直观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仍然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即康德借助于类比和象征,用可直观之物来表现不可直观之物。从象征的角度也可以理解康德提出的＂德性义务的图型＂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

简介：康德在论及纯粹理性的法规时,提到了理性纯粹运用的＂最高目的＂和＂最后目的＂,但未给出明确的界定。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康德此处论及的理性纯粹运用的＂最高目的＂并不在于人的德行（德性）与幸福,而在于推出意志的自由、灵魂的不朽与上帝的存在;与此密切相关,理性纯粹运用的＂最后目的＂也并不在于人的德福相称或统一（＂圆善＂意义上的至善）,而在于由人的意志颁布无条件地有效的道德法则或命令。康德指出,意志自由这一＂最高目的＂确保了人的理性能够为意志颁布道德法则,换言之,意志自由是道德法则的直接的＂存在根据＂;灵魂不朽这个＂最高目的＂担保人的行为能够自觉遵守道德法则的要求（出于对法则的义务而展开行动,做自己应该做的、不是配不上幸福的事情）;上帝存在这个＂最高目的＂则担保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之后能够享受到配得上德行的幸福,即给人的德行（作为原因）以幸福的结果。＂最后目的＂则是为人的实践提供普遍的道德法则。

简介：自然权利学说式的国家其政治计划是由洛克给定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所有人都同意为基准的“契约国家”；而其经济计划是由亚当·斯密给定的，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自由竞争为基础而形成的自由经济市场。该国家承诺将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但是通过黑格尔对自然权利学说“形式的自由”的批判及对当时英国现实的五个问题的考察，发现它并未能实现自己的承诺，反倒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简介：在康德之后的现代哲学中，“时代”（时间）意识不断得到发展和强化，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时代”理解为“理性”得以聚集和“成型”的根本原则，并由此将哲学理解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不仅把整个“存在”都“时间化”了，也将“时间”的功能“实践化”了。而刘小枫先生不久前发表的《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一文中对“启蒙”观念的批判和对“德政”的颂扬之所以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争议，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现代哲学首先应该具备“时代意识”，没有对“当代中国”与“中国传统”和“（后）现代西方”所处的“时代”差异做出深刻的反思，从而产生了认识百年共和对我们（当代中国人）“历史含义”上的局限性。

简介：如果想了解技术的本质,那么不能从机器时代的技术开始,更不能从这一会让人误入歧途的观念——技术的目的就是机器和工具的制作——开始。对于动物的自由移动的生命而言,只有奋斗才是它的生存策略,才是它面对＂其他生命＂的优势或劣势,这一点决定这一生命类型的历史,决定它的命运是屈从于他者的历史,还是成为它们自己的历史。故而技术是生命的策略。技术是这一策略内在的形式,争斗过程是这一策略外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