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以儒、道、墨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核心思想无疑是内涵无比丰富的'天人合一'观念。但这个足以代表中国哲学核心思想的'天人合一'观念在当代并没有彰显出其丰富的内涵和价值。中国哲学必须意识到,所谓'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人的'身心合一';'身心合一'是'天人合一'的基础;'身心合一'就是'天人合一'。身心分离的具体表现是'身先于心',即心被身远远地抛到了后面,当身先于心自然地成熟,达到了'生理青春期',具有了自我创造、自我复制的能力时,而心却由于'知障'的遮蔽仍处于无知、无明状态;所谓'身心合一',即心要急起穷追,使自己也像身那样成熟起来,拥有精神生命的自我创造、自我复制能力而与身并驾齐驱,达成身心二元分裂的和解,否则,人必'役于身''役于物'。中国哲学的这种自我意识是它完成自我超越和新生的必由之路。笔者想在简单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以现代人生哲学所提出的一个创造性概念——'精神青春期'为撬板,予'身心合一'观念和'天人合一'观念以全新的阐释。如是,则'天人合*朱鲁子(1961~),男,山东胶州人。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人生哲学、美学、宗教学。本文系2016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电影中的环境意识流变研究'(16BC037)之阶段性成果。一'观念无与伦比的意义和价值将得到充分彰显。可以期待,这一观念必将成为一个普遍的人类哲学范式。
简介:"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观念之体现,在近现代的研究中经历了宗教神秘化解释、理性文本化解释、审美与伦理化解释、生态维度解释的存在论转化历程,反映了作为世界观的天人合一原初观念在被赋予现实指向后逐渐转向方法论的整体趋势。众多学者在对天人合一的生态化解读路径的问题上产生了诸多问题与争鸣,集中于天道与人道关系问题、国学传统的生存体验与精神境界问题、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矛盾问题、反生态化解读天人合一问题。在学者们针对天人合一的生态化解读问题进行反复讨论的过程中,生态方法论原则逐渐成为未来研究的关键领域,其初步表现为非认识性、同感性、可持续性、伦理规范性、双向适应性几种特征,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建设性的指导思路。
简介:有人认为,儒家伦理是腐败的文化根源。本文针对这种观点进行驳难。首先,在“述旨”部分,就这种观点所涉及的儒家经典中的三章(《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日”章、《孟子·尽心上》“桃应问日”章和《孟子·万章上》“象日以杀舜为事”章),本文陈述了历代注解中最值得重视的看法,以此作为分析相关问题的根据。其次,在“析理”部分,就持论者对这三章的过度诠释,本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应当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而非从义务论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思想,质言之,这三章都应当从“行乎中道”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从抽象原则的角度去理解。最后,就持论者持论的不同层次,本文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圣人腐败论、伦理原则腐败论和文化心理腐败论是持论者持论的三个不同层次。前两个层次的漏洞比较明显,因此反驳也比较容易。比较特别的是第三个层次。通过对文化心理腐败论的仔细分析,本文指出,认为儒家伦理是腐败的文化根源的看法实际上以大公无私的观念为基础的,这可能是持论者自己没有意识到也不愿意承认的一点。相比之下,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公不废私的思想则是一种更为平实、更值得欲求的伦理观念。
简介:腐败防治事关国家存亡。在我国“小官巨贪”现象严重的背景下,从法伦理学的角度探讨基层腐败防治问题,不仅具有法律上的意义,更具有伦理上的价值。本文从法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基层公务人员腐败现状和腐败原因,研究并参考了国外基层反腐成功经验。对“家庭财产申报”“特别风险岗位评估”以及“独立监督机构”等制度的构建或完善,进一步使我国反腐败立法更加完善,科学构建我国“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机制和廉明公正的道德风尚。
简介:当前我国大陆公众的腐败容忍度究竟如何,通过对高校在校学生和在职人员(公职人员为主)的问卷调查发现:一,在校学生与在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二,人们对政府腐败更不能容忍,其具体的容忍值可划分为三个等级:较低容忍腐败(Y〈3)主要是危害公众安全和官员私生活混乱的腐败;中度容忍腐败(3〈Y〈4)是≯亍立名目收取贿赂和以权谋私的腐败;而较高容忍腐败(Y〉4)主要是集体性腐败和被动型腐败。三,低腐败容忍度并未带来高反腐积极性,人们对腐败的关注度较高,但总体参与度较低,且反腐意愿不受教育程度影响。四,收入水平和利益相关度直接影响人们的腐败容忍度,个人收入越高,腐败容忍度越高;而利益相关度与腐败容忍度呈正相关。
简介:<正>医学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美国学术界颇受重视,蒂洛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一书对此有专章论述。本文拟根据该书提供的线索,扼要介绍美国学者关于医学道德的主要观点(本文引语,均出自该书),以窥美国医学伦理学之研究概貌,以供国内研究医学道德时批判借鉴之用。(一)研究范围和一般原则蒂洛认为,医学道德实质上与这一问题有关,即如何确立和保持病员、病危者与健康人、医务人员之间的人命攸关的道德关系;以医学道德为研究对象的医学伦理学,不但要研究选择“治疗”手段的道德方式,而且要研究在交往关系中应如何“对待”病人。蒂洛具体列举了医学伦理学的研究所应包括的问题,对无可救药的垂死病人的治疗,停止治疗、听任病人死去(“听任死亡”),征得病人同意杀死病人(“仁慈赐死”),未得病人同意而杀死病人(“仁慈杀死”);对病人的行为控制,
简介:金融化世界的到来,呼唤着金融共享的伦理情操。金融共享,似乎是一个时髦的术语,可是,我们对金融稍作史前史的考察,就会发现金融起源与一种共享伦理的关联密不可分。人类最初的金融活动,就已经有着金融共享的伦理胚胎,早先金融工具的基础性作用是把相关协议或合约记录下来,共享伦理渗透在合约关系中。在现代性的规制下,金融共享问题变成了两种话语体系的批判问题:一种是马克思式的资本逻辑批判文本,另一种是席勒式的现代金融批判与反思的文本。现实世界中金融的“让富人更富”的秉性与金融的民主化、人性化的矛盾对立不可调和,深层原因在于世界资本金融体系的高度垄断,共享变成了独享。金融化世界的金融共享伦理关涉三个逻辑预设:(1)金融共享的价值预设是追求经济正义的原则;(2)金融共享的实质:从金融理性(追求最大化赚钱效应)回归到金融本质(追求民主,服务大众);(3)金融共享与好的社会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