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年来,腐败心理与行为正在逐渐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前沿问题。文化视角的腐败心理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本文力图从腐败现象的概念、指标和测量工具的发展演变三个方面梳理文化与腐败的相关研究成果。腐败的定义繁多,一般理解为一种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由于腐败行为的隐蔽性,目前难以在研究中直接观测腐败行为,往往通过一些替代性指标来揭示腐败,比如腐败感知与腐败容忍度、腐败经验、腐败意向以及行为模拟等。在测量工具方面,自陈量表、情景测试等方法在不同腐败指标的测量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博弈范式和大数据方法可以为未来文化视角下的腐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测量手段。
简介:社会变迁催生了人的心理的适应性发展,由此产生的应对变迁的心理特质被概念化为'个人传统性与个人现代性'的问题,而'孝道'可以作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联结点。文章论述了孝道规范的本质,孝道与现代性的关系,评述了双元孝道的含义,假定自我构念与双元孝道、孝道责任等孝道观具有密切的联系。笔者进而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对象为18~74岁的成年人,通过1029份有效问卷的结果,验证了自我与孝道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权威性孝道、相互性孝道、孝道责任在当下的中国大陆仍然普遍存在。其中,相互性孝道显著大于权威性孝道;而且独立我/相依我双高的'双元我'不仅具有更鲜明的孝道观,且在亲子关系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等测量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说明'双元我'的社会适应性水平更高。文章最后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简介:混合模式调查收集数据的有效性需以模式间测量等同为前提.以往调查模式间的测量等同研究尚未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通过两个自我创新能力评价量表,基于中美两国数据,运用多组确认性因子分析法考察了将由网络调查和纸笔调查构成的混合调查模式应用于自我能力和行为评估时的测量等同问题.结果在美国的样本中发现创新能力评价量表在两种调查模式下具有测量不变性,而在中国的样本中只发现强因子测量不变性,提示混合模式调查下测量不等同的出现是调查模式和文化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我们认为,集体主义文化扩大与强化了纸笔调查和网络调查之间的匿名感知差异,进而受访者可能在网络调查中呈现出“满意决策”作答行为或在线下的调查中呈现出“社会称许性作答行为”,从而增加了出现测量不等同的可能性.
简介:本研究基于解释水平理论视角,检验了消费者在群体购买情境中的冲动性购买行为.研究1采用2(解释水平:高vs.低)×2(自我建构:独立vs.互依)组间因子设计,用来检验解释水平是否调节自我建构类型对冲动性购买的影响;研究2采用2(解释水平:高vs.低)×2(认知模式:感知vs.模拟)组间因子设计,检验认知模式和解释水平对冲动性购买的联合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群体购买情境下,消费者自我建构类别不同,冲动性购买意愿也不同,且受到解释水平的调节影响;群体购买情境下,消费者对他人认知模式的不同,对自身冲动性购买的影响也不同,解释水平在其中也起到了调节作用.
简介:医患互动产生的资源交换过程,既能满足医患双方作为交换主体的需要,又是彼此展示自身值得被信任的途径。交换资源的透明度、协商过程、持续性影响医患信任的建立。医方公开记录、说明医疗方案和结果、通俗化表达医学术语,以及患方表明意愿、偏好、对医疗信息的反馈,这些方式通过提升医患资源的透明度,有助于双方判断资源交换过程的风险,为医患之间共同商讨并选择医疗方案的协商交换过程,提供风险排除与信任建立的基础。另外,人情或关系资源的持续性互惠交换过程,需要医患双方相信彼此不会损害对方的利益,所以,医患双方若产生持续性的资源交换效果,同样可以证明自己值得被信任。
简介:1.创造力研究的现状现状造力是人类一切行为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值得研究的行为(Simmonton,2000)。尽管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对创造力的研究总有涉及,但是这一研究却一直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显学”,它总是作为“智力研究”一个多余的同父异母的兄弟,(Sternberg,1988)虽然他们同在一个家庭,但是却从未得到过公正的对待。这种情况,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才有所改变。美苏冷战和空问竞赛使美国政府意识到创造性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创造力研究在美国成为一个研究专题,其标志是吉尔福特(GuilfordJ.P.)1950年在美国心理学大会(APA)上所作的“论创造力本质”的主席演说辞。在吉尔福特的推动下,美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掀起了创造力研究的热潮,一些研究甚至持续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只有少数几名学者还在持续着这些研究(如HowardGru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