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测量能力是儿童早期数学认知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直接比较和非标准测量能力作为儿童早期测量能力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儿童早期测量能力的发展。本研究对92名3岁儿童的测量能力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1)在3~4岁期间,儿童直接比较测量能力和非标准测量能力均得到显著发展,但直接比较测量能力的水平提高得更快;(2)儿童直接比较测量能力的年龄主效应、任务主效应以及年龄和任务的交互效应显著;(3)儿童非标准测量能力的年龄主效应和任务主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非标准测量单位应用能力的水平显著高于非标准测量单位形成能力的水平。
简介:CAD模型假定三种道德情绪(轻蔑、愤怒和厌恶)都是由对于特定道德领域(社会性道德、自主性道德和圣洁性道德)的违背而引发的。本研究认为这种道德情绪联结可以为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提供新的解读。为此,本研究通过两个研究验证了CAD模型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适应性,以此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研究1采用自编的174题道德事件量表,通过西方面孔表情图片测量情绪反应。结果显示,量表的有效性和CAD模型都只得到部分验证,这可能与用表情图片测量情绪产生的混淆有关。研究2采用修订的156题道德事件量表,通过亚洲面孔表情图片和文字测量情绪反应。结果表明,修订的量表适用于道德情绪联结的测量,在中国文化背景中,CAD模型同样成立,同时,用文字测量情绪的方式要优于用表情图片测量。
简介:近年来,腐败心理与行为正在逐渐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前沿问题。文化视角的腐败心理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本文力图从腐败现象的概念、指标和测量工具的发展演变三个方面梳理文化与腐败的相关研究成果。腐败的定义繁多,一般理解为一种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由于腐败行为的隐蔽性,目前难以在研究中直接观测腐败行为,往往通过一些替代性指标来揭示腐败,比如腐败感知与腐败容忍度、腐败经验、腐败意向以及行为模拟等。在测量工具方面,自陈量表、情景测试等方法在不同腐败指标的测量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博弈范式和大数据方法可以为未来文化视角下的腐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测量手段。
简介:目的:探索中小学教师学习调节模式的结构,并编制教师学习调节模式问卷。方法:根据访谈研究的结果,在参照以往成果的基础上,编制教师学习调节模式初测问卷;根据523份有效调查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据625份调查问卷的结果,采用内部一致性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技术和层次回归分析进行验证。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教师学习调节模式由自我导向、任务导向和外部导向三个维度构成;验证性因素分析证实了教师学习调节模式的构想效度;内部一致性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该教师学习调节模式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结论:教师学习调节模式是一个三因素的结构。
简介:混合模式调查收集数据的有效性需以模式间测量等同为前提.以往调查模式间的测量等同研究尚未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通过两个自我创新能力评价量表,基于中美两国数据,运用多组确认性因子分析法考察了将由网络调查和纸笔调查构成的混合调查模式应用于自我能力和行为评估时的测量等同问题.结果在美国的样本中发现创新能力评价量表在两种调查模式下具有测量不变性,而在中国的样本中只发现强因子测量不变性,提示混合模式调查下测量不等同的出现是调查模式和文化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我们认为,集体主义文化扩大与强化了纸笔调查和网络调查之间的匿名感知差异,进而受访者可能在网络调查中呈现出“满意决策”作答行为或在线下的调查中呈现出“社会称许性作答行为”,从而增加了出现测量不等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