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家庭内部结构会对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本文利用CGSS2013数据检验了夫妻相对收入地位和年龄差别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家庭总收入的情况下,妻子收入比重提高会显著降低丈夫幸福感,丈夫本人收入增长会显著提高自身幸福感,但妻子收入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之间相对收入地位对妻子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丈夫收入增长能够显著提高妻子幸福感,妻子本人收入对幸福感也存在显著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和显著度较低.年龄差别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年龄差距对妻子幸福感有负面影响,传统上认为'男大女小'家庭关系更幸福可能这类家庭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进一步研究认为,妻子相对收入提高对丈夫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取决于主观观念,越认同'男主内、女主外'观念的男性,妻子收入比重提高对其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越大.研究采用OLS和有序probit模型,通过增减变量观察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变化,发现结果是稳健的.

简介：流动人口一直是学界近年来关注的研究议题。随着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尤以省际流动人口的比例更是持续增长,其中经济因素为省际流动人口的流动主因,因此他们在流入地面临的失业问题不容忽视。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本研究采用描述性分析及logistic回归分析来探讨省际流动人口受其个人特征、区域特征及流动特征等方面对其失业产生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发现,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型态以结构性失业表现居多,其成因与个人能力及区域发展背景密切相关,为此提出缓解省际流动人口失业的相关建议。

简介：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

简介：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发展不是封闭的、孤立的、局部的，任何活动和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必须确立世界意识和人类意识。目前，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指向是人而不是物。而在艾滋病问题上反应出来的对人的关注，实际上也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

简介：

简介：中国现阶段的艾滋病社会预防主体模式不是一种由上而下发展起来的成熟模式，而是根据政府的工作计划，通过行政手段建构起来的。概括地说，该模式的特征就是“行政指令性强，实践可行性弱”。其缺陷表现为两个方面：

简介：在艾滋病问题上，将基金制度纳入社会预防模式，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明显的。第一，基金制度可以为自然一人文一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平台，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互相渗透、相互交叉，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

简介：第三阶段／目前：中期模式与综合防治示范区模式的结合SARS以后，中国政府应对艾滋病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社会预防政策发生了标志性的转折。2003年10月，政府启动了“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程，卫生部首批54个示范区，覆盖11个重点省份，同时提出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即：国家实施艾滋病自愿免费血液初筛检测；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实行争营抗病春治疗：

简介：利用广州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描述广州市不同身份人口的养老保险获得现状,并实证检验本地市民、本地农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四群体在养老保险获得上存在的差异,并探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简介：本文利用2009年2月在鄂州、黄石、仙桃农村外出和未外出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通过列联分析和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从四个方面分别考察了外出与未外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主要受其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等个人特征的影响，外出过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要显著少于未外出过的妇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外出妇女与未外出妇女本身的结构差异所引起的，外出本身对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并没有显著作用；在生育目的上，外出与未外出妇女存在显著性差异，外出能弱化传统思想在妇女生育动机中的作用；在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时间这两个方面外出和未外出妇女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简介：目前婚姻在全世界范围内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洗礼”，古已有之的婚姻模式正在悄悄改变，新的婚姻结构也正在悄然盛行。

简介：本文通过对比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的不同,分析婚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从婚恋观念、婚恋行为、以及婚恋影响因素等三个侧面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依据调查数据资料,归纳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特点。同时把个人背景与流动经历作为解释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建议。

简介：2006年12月31日，中国开展了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普查对象为中国境内的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普查主要内容包括：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业土地利用、农村劳动力及就业、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社会服务、农村居民生活，

简介：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当前的一项重大议题，制度改革的财政成本和收益迫切需要得到准确的估算。从人口迁移和福利磁力的研究视角出发，本文聚焦于制度改革的社会救助福利成本与收益，在估算公式中纳人了区域福利水平差距、劳动者定居比率和福利迁移比率等数据指标进行估算。估算结果表明：现阶段制度改革的高昂财政负担和我国相对紧张的财政状况，使制度改革只能遵循渐进的方式进行，目前仍不具备立即推行全面改革的足够空间。

简介：文章基于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城镇化等人口结构性因素与以二氧化硫、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及工业固体废弃物为衡量指标的环境污染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是显著的正向作用,随着人口总量的增长并不一定造成环境污染的加剧;而人口老龄化对环境污染指标的影响具有倒U形的特点,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会促进各污染物的排放,而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深化,则会显著抑制排污量;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则有明显的滞后性,上一年度的城镇化率指标会造成下一年度的排污量变化,这种影响具有U形的特征,具体来看,在城镇化的初期由于规模效应会使得各污染物的人均排放有所减少,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排污量会相应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小于前期减少的程度.

简介：男女失衡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对于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对这一问题进行历史角度的分析无疑会对我们破解难题有所帮助。本文主要是对中国明代男女比例情况的研究。根据地方志上遗留的男女人口的统计数据,笔者计算了各地的男女比例,并分别对基本情况、变化过程、未成年人男女比例三个方面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通过这一初步研究,笔者试图把握明代男女比例的大致情况和发展趋势。从统计结果来看,明代中国普遍存在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并已经达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

简介：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测度了中国农村儿童健康不平等程度，重点计算了收入、医疗保险、母亲教育水平等因素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回归基础上的集中系数及其分解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地区存在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高收入家庭儿童的健康状况更好；健康不平等主要的贡献因素是父母亲收入、母亲教育程度、母亲工作状况、父亲身高等：收入对于儿童健康不平等的贡献最大，但不同的收人类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父母亲的工资收入对于儿童健康不平等的贡献为正，收入不平等会扩大健康不平等；医疗保险的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进一步强化了健康不平等。

简介：如果仅仅从艾滋病防治的工作职责上看，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是合乎艾滋病防治需求的合理模式。但是，一旦从机构设置上看，却不难发现它依然是政府已有工作模式的重复，只是在职责分配上强调了多部门的合作与协调。由于这些部门原来都有各自的运作模式，因此艾滋病预防任务作为附加的工作，很难被纳入各部门的工作框架，从而导致流于政令形式的合作。正是由于该模式没有摆脱传统的政府行政工作框架，没有充分考虑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社会预防行动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因此，其缺陷是明显的：

简介：农村家庭女性劳动力已经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分,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能否促进女性参与就业成为了一个经验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并使用倾向值匹配法（PSM）分析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家庭女性在本地非农时间和外出从业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转出行为将使家庭女性在本地非农时间增加,但对外出从业时间影响不显著.使用多值分层匹配法（SSM）分析发现,农地转出行为在总体上对家庭女性就业时间的影响未表现出明显异质性,但在农地转出倾向各层级内部,这一影响却具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对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家庭女性就业时间的个体处理效应进行分析发现,外出工作经历、家庭负担系数、家庭人口个数等特征差异是造成个体处理效应异质性的主要根源.

简介：本文重点关注精准扶贫地区贫困人口个体特征对贫困状态的影响.基于海南省36个贫困村扶贫调查数据,使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更贫困发生概率与贫困人口教育水平及脱贫能力和意识等个人特征关系显著,同时与家庭人口结构、收入来源、社会组织、交通等家庭和社会特征有关.在制定精准扶贫政策时,要重视更贫困人口自觉、自发的脱贫努力在扶贫参与过程中起到的主体作用,使脱贫意识和脱贫能力同步提升,从根本上杜绝返贫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