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过去20年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基于地方实践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国也即将在国家层面出台有关公民社会管理的新规。北京的实践表明,地方官员对民间社团的认识并未对民间社团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而公共福利的地方化、将公共福利的配送与官员的仕途升迁挂钩,则共同推动了政府与民间社团进行合作的认识。然而,这一认识又因国外民间组织对抗政府的案例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政府主导经济的强劲发展而受到冲击。种种矛盾认识的彼此融合形成了协商式威权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鼓励相对自治的民间社团的自主发展,也提倡政府采取更加间接的管控机制。协商式威权主义促进了中国的地方政府治理。这就挑战了威权体制之下无法产生自治的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社会是民主化指标的观念。
简介:不论是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还是历史制度主义,都过分关注制度的稳定性以及外生性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大多忽视了那些内生性的、通常以增量方式发生的渐进式制度变迁。本文在检视上述理论盲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渐进式制度变迁的解释框架。该解释框架区分了替代、叠加、偏离和转换四种制度变迁模式,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变迁发生的根源及其机理。文章进一步指出了不同类型的变革推动者——制度的反叛者、共生者、颠覆者和机会主义者——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使用的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得以生效的制度和政治环境根源。最后,在分析不同变革推动者之间进行的不同层次的联盟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解释了渐进式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
简介:广州青年正处于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之下。他们在机遇与压力中不断成长,呈现出独特的时代发展特征:拥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具有较高的学历期望,教育与学习的内驱力较强;在就业方面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业热情不断高涨;在婚恋关系中自我保护意识增强;消费观念合理,闲暇娱乐方式健康化、多样化;政治参与意识明确、行为增多;上网呈现低龄化、移动化、娱乐化的趋势;面临较大的社会生存压力,身心健康发展受到一定程度影响;未成年人偏差行为整体偏轻,但发生率呈现上升趋势。从整体上看,广州促进青年发展的政策体系日渐完善,但青年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建议全面制定青年政策,从制度上保证青年发展的有关问题得到政府的关注和解决,从而更好地推动青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