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苏东剧变前，古巴依靠苏东国家的支援，政治经济稳定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东国家的改革步入歧途，古典及时与其划清界限。苏东剧变后，古巴失去了苏东国家的经济支持，陷入空前困境，古共随即宣布进入“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调整了内外政策，稳定了局势。当时的改革政策大都是应急性的，并未涉及发展模式问题，致使古巴经济日益因难，陷入模式危机。2006年7月劳尔主政后，提出“更新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主张。2011年4月，古共“六大”通过了《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把解决经济问题放在首位。古巴的这次改革目标准确，取得了党内外多数人的支持，但问题和困难也不少。

简介：<正>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开始,越南逐步探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到80年代末期因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越南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世人所瞩目。不断深化的改革进程1.改革的三阶段:到目前为止,越改革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各阶段之间相互衔接,又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

简介：<正>在20世纪末的今天,时代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尖锐而又不容回避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前途是什么?对此,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着不同的回答。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社会主义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取决于苏联向何处去,也取决于中国如何发展。就中国来说,正如《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所指出的那样:今后10年建设

简介：作为我国青年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京派青年研究,在引领与推动青年研究发展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一定特色。京派青年研究具有四大特色：一是专门的青年研究机构最多尤其是国家级研究机构;二是青年研究的学术期刊最多尤其是国家级青年研究期刊;三是青年研究的学者专家最多尤其是全国知名的青年研究学者专家;四是青年研究成果的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未来的京派青年研究仍需在遵循学科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努力形成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强力的建构素养。

简介：本文就自己的亲身观察，从俄罗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角度，论述了俄罗斯在十年改革中所发生的主要变化。从总体上讲，俄罗斯的改革是不成功的，有许多值得吸取的教训，但是，俄罗斯的改革也不是一无是处，它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简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并进入新常态。如何应对新常态下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并重构国际金融治理秩序，已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认为，现有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国际货币体系赋予美元特权，但美国基于国内利益的需求制定货币政策，背离了其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责任，因而难以应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挑战和冲击。这是新开发银行成立的基本逻辑和动因。同时，以往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思路存在问题，导致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突破，金砖国家不得不开始探索全球或区域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新方案，新开发银行顺势成立。

简介：医疗制度改革现状长期以来,国家对卫生事业采取全包的政策,不仅造成大量的浪费,也使国家的包袱越背越大,难以为继。为改变这种状况,最近几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办法,其主导方针就是“多给政策少给钱”,即国家在拨给卫生部门一定经费和补贴的基础上,通过给特殊政策的办法,让医疗单位采取加强内部管理,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的措施来取得经济收入,以便维持医院的基本生存和满足卫生事业发展的经费需要。通过几年实践,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医院的自

简介：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进入多边改革阶段,中国亟需明确立场和对策。投资仲裁设计面临实体义务地方性与程序规则国际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在理论上,投资仲裁机构难以同时、同等程度地追求和实现中立、责任和参与等三大目标。在实践中,传统投资仲裁和欧盟投资法庭倡议分别秉持司法中立优先和司法责任优先理念,分别以当事人关系和缔约国关系为主导,分别追求中立和公正的争端解决平台。美国2012年投资条约示范文本兼顾了司法中立与司法责任,比较好地兼顾经济效率和政治可接受性。虽然难以兼顾三大目标,但美国和欧盟都选择了适合本方优势的设计方案。兼顾中国利益与世界需求的中国改革方案,应当妥善权衡缔约国关系、当事人关系和利益相关者关系,以增强投资仲裁机制的内在平衡性与先进性,进而吸引更多的国家接受。同时,在关键制度的设计上应采取符合中国优势和立场的方案,如缔约国制定专家名单、一裁终局为主、有限上诉、利益相关者有限参与等,以兼顾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

简介：党政关系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倡导“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到进入21世纪后江泽民、胡锦涛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政关系改革都是受到关注的核心内容之一。30年来，党政关系改革理论上有很大突破，实践上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人治色彩浓厚的传统党政关系模式的弊端尚未根除，如何构建符合法治精神的新型党政关系仍在探索之中。

简介：在现代政党世界中,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70余年,创造了一党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历史纪录.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革命制度党没能因应时代的发展变化,不能继续代表和反映墨西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因而最终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

简介：起步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30年来，我国实现全面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转变。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0％，人均国民总收入则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简介：当代中国改革已走进深水区,群团组织的整体性改革也被提上日程。反思1978年以来群团改革历史,各项机制、模式探索尚须继续深化。新常态下群团改革再出发的逻辑起点,是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回应。共青团改革发展的战略定位,要在把握群团发展普遍性的同时凸显特殊性。而共青团兴利除弊的剑锋首指,就是摒除＂机关化、行政化＂。在党的领导下依法依章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这是共青团改革重要的路径选择。

简介：<正>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民在1944年取得革命胜利,并于50年代下半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此后,保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领导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被称之为“静悄悄”的经济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自1947年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

简介：目前学界通常以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所设置的第一个少年法庭（少年犯合议庭）为中国少年司法改革的重要标志，但实际上一个被忽略的史实是，中国曾经是世界少年法院运动的组成部分--早在清末即已经接受了少年法院的观念，并开始推行少年司法改革。近代少年司法改革曾经达到了令人赞叹的高度。

简介：＂中国青年＂与国家、社会之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需要我们站在总体性高度,以战略性视野加强青年和青年工作研究。共青团维护组织合法性、提高工作有效性的内在逻辑需要其更加重视青年和青年工作研究。以推进智库建设的方式来加强青年和青年工作研究是必要的。同时,青年研究的问题导向性、应用性、协同性为青年研究智库建设赋予了先天优势。智库可以重点关注青少年发展指标与评估、青少年发展与政策比较、社会治理与青少年工作创新、共青团工作等几个研究领域,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简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不仅强调了他一贯倡导的改革试验思想,也同时包含改革定型的思想。20年过去了,中国改革试验的许多做法需要定型。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逐步形成开发型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英美的规制型市场经济模式,而且开始升级为更高的版本。目前在实施开发型模式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完善定型的制度,包括以现代公司制为基础的国有企业制度、保留中央政府必要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制度、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符合低碳经济要求的资源开采与利用制度、兼顾内需和外需的对外经贸政策。

简介：<正>重大经济活动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政治活动而且反过来又影响其进程,从政治角度分析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其重要意义也就在于此。在我看来,经济合理性和政治实践性虽然经常发生矛盾,但两者都是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合理性是由经济理论的严格标准来衡量,而政治实践则必须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和不同意见以及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两者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有能用最佳方式把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一项社会实践才能长期获得成功。

简介：<正>进入90年代,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虽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但从现实看,农村经济发展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拟就我国当前农村改革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今后的发展思路谈一点看法。一、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简介：<正>阿尔及利亚从1980年开始进行改革,迄今已整整十年。十年的改革过程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主要在经济方面进行调整。后五年除了继续进行经济调整外,在政治上也开展了改革。经过十年的调整与改革,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与经济体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被称为中东地区政治、经济模式改变得最快的国家之一。本文拟对阿尔及利亚十年来经济、政治改革的内容、成效、困难及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一粗略的探讨。

简介：对于中国理论界而言,2018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正值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大历史纪念节点。如何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些重大事件之间的内在逻辑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也是理论界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究竟应当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系？马克思思想的哪些理论观点对改革开放中重大课题的回答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形成了重大创新？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在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上取得了哪些突出的理论和实践成效？在新时代应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本刊特约请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顾海良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