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政治认同是一国人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衡量一国政治制度、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一个标准。在对华“政治认同”的问题上,美国媒体主要持否定态度,用其狭隘并带有偏见的政治认同来凝视中国,呈现出一种自以为是的自我意识,枉顾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记忆和社会经验,这也反映了美国主导国际话语霸权的现实。中国需积极应对,努力提升自身国际话语权,并逐渐构建一个开放包容、有序竞争的国际话语体系。

简介：自从开展公共外交以来,我们应该以谁为师、走什么样的道路,一直是官方和学者深为关切的问题。在多年“以西方为师”的外交实践之后,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方略仍然不够清晰。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外交模式,不可能为西方国家所独制、独占,我们与其对西方国家的具体外交方式亦步亦趋,不如深入剖析其中的运作规律,找到我们提升公共外交效用的关键点。公共外交具有不同于其他外交形式的三个特征,一是人民“情感”因素的核心地位,二是信息传播与反馈机制的重要影响,三是其对本国软实力(或国家魅力)的仰赖。我们要探寻更适合自己的公共外交发展战略,必然要从这三方面入手。

简介：近年来,中国成为湄公河流域国家重要旅游客源国,发生在澜湄域内的涉及中国公民的旅游安全事件增多并表现出受侵害程度深和分布地域广的新特征,旅游安全合作成为实现澜湄区域和平发展亟需扩展的领域。面对在旅游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上的缺失和复杂挑战,澜湄合作机制应在共建'一带一路'战略下遵循亚洲安全观要求,依托已有非传统安全合作平台,建立并完善旅游安全合作机制,以低敏感领域的旅游安全合作推动更高层次的安全合作,共同面对日益复杂的非传统安全形势对澜湄旅游合作带来的挑战。

简介：国际海洋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开展海洋公共外交必须坚持走和平路径,这种路径的本质在于消除威胁和互惠互利。当前中国开展海洋公共外交必须以此为基础,通过海上军事力量的防御化与维和化发展,增进海洋贸易对他国的互惠关系,推广中国海洋文化,以及推动海洋事务的机制化与制度化建设这四条路径来开展以和平发展为理念的公共外交,树立负责任大国及和平友好的国际形象。

简介：自2004年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亚太自贸区”，FTAAP）的倡议以来，对亚太自贸区的研究与规划逐渐进入亚太经合组织的议事日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专门通过了一些政策文件。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北京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建设亚太自贸区提出了具体的路线图，为今后有关亚太自贸区的研究和落实进程提供了行动计划框架。从目前来看，亚太自贸区建设主要有四种政策途径：促进亚太经合组织机制，单独依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整合RCEP与TPP，实现茂物目标。但上述四种政策途径都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甚至会出现FTAAP、TPP和RCEP共同存在的可能。从趋势上看，FTAAP建设正融入亚太经合组织的议程讨论和议题落实的过程中，并随之不断推进而进入更具体的政策实践中。

简介：2015年，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围绕中国南海岛礁建设问题和“南海仲裁案”两条线索持续发酵，引发多个舆论爆点，呈现明显的“双线多爆点”结构。这种“双线多爆点”结构一方面适应了国际舆论热点持续有效时间的规律，展示了当前南海问题国际舆论传播的基本形态和特征；另一方面从不同角度、不同时间点上维系了南海问题作为国际舆论热点的较高关注度。这一舆论趋势与美国再平衡亚洲战略对中国南海地缘政治能力的反对和压制有关，与美国以巧实力撬动中国周边国家和中国的稳定关系有关，也与美国以所谓国际法原则确立其亚太国际秩序主导权而刻意塑造中国与国际法秩序的对立形象有关。南海问题无疑会在2016年仍旧成为国际热点问题，而其相关的炒作热点也无疑仍旧围绕几个核心的问题展开。这种持续的热度和核心问题的固定化将为中国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法，发起全方位的舆论反击战留下机遇。

简介：公共外交作为构建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有效手段,在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中起到重要作用.21世纪以来,中国和俄罗斯开始发展其公共外交工具.回顾两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两国的公共外交具有不少共同特征,并且体现出了不同于西方公共外交的“东方路径”.

简介：随着美国思想库日益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并通过研究报告等内容实施舆论牵制,中国媒体在对议题进行关注的时候应该切实加强对自身主动权的把握.对2000一2011年间中国传统媒体中有关“布鲁金斯学会”议题的新闻文本进行简单的分析,可以总结归纳二者的互动特征,并为我国媒体与美国思想库的功能关系实现良性互动提供借鉴和参考建议.

简介：一带一路”的实践为当下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强大动力,如果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影响力足够大,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代名词,甚至会演化为“一带一路学”。由刘卫东、田锦尘、欧晓理等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出版的《“一带一路”战略研究》反映了在“一带一路”时代,实践与研究相互映衬、相互促进的新特征。

简介：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中菲南海争议、“南海仲裁案”导致的两国政治互信不足和菲方出现战略误判致使菲律宾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和认知不足，猜疑有余，中菲在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等方面的合作明显滞后。近期，菲律宾新政府关于在南海争议上可以同中国协商谈判的表态为中菲关系的改善及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带来了契机。中菲建交以来达成的诸多共识、中菲贸易的逆势提升，以及两国进出口贸易的优势互补、中菲人文交流的逐渐恢复和地方友城交往，为中菲开展“一带一路”合作提供了政治、经济和人文基础。但同时，中菲合作也面临政治互信不足、美日掣肘、菲律宾国内政治文化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不利影响。中菲开展“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政策沟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建设、海洋事务、风险评估等领域的合作符合两国的发展战略需求，符合中菲关系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