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2年12月5日，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在京召开“2012年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军内外研究机构的30余位著名学者出席会议。

简介：5月31日，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中越关系专题研讨会，邀请社科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以及广东友联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与会，就中越关系发展的历史及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进行深入探讨。研讨会由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霄巍主持。

简介：2012年11月7日，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在京召开“美国大选及其内外政策走向”学术研讨会．研究中心部分学者、特约研究员以及有关研究机构专家与会。会上，学者们就美国大选及其内外政策走向进行了热烈研讨。有学者指出，此次选举，民主、共和两党拼广告、拼金钱，但在竞选政策方面乏善可陈，缺乏实质内容；奥巴马虽然连任，但内政外交面临一系列挑战：

简介：5月19日，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与美国会前众议员访华团举行座谈，双方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坦率深入交换了看法。座谈会由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霄巍主持，友联会部分理事、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以及外交部、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应邀与会．

简介：越南利用香港进行转口贸易据1983年11月17日出版的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报道,驻香港的越南金星航运公司,正通过香港向其国内进行转口贸易。1981年,在香港达成的对越转口贸易总金额为一亿三千八百三十五万港元(一千七百七十万美元),1982年增加到三亿四千九百八十万港元,约占其全年进口贸易总金额的23%。通过香港转口到越南的主要商品都是其国内十分短缺的,例如食品、化学制品、机器、钢铁、橡胶、石油和石油产品以及各种加工产品。这些商品主要来

简介：澳大利亚学者王庚武教授到厦门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王庚武教授于1984年12月22日至1985年1月3日到厦门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王庚武教授在厦门大学向南洋研究所、历史系和海外函授学院等单位人员介绍了东南亚和澳洲学者研究东南亚的状况和动态,作了关于《中国人移民的类型》的专题报告,报告中对中国人移民方式的四种类型、华侨和华裔的概念和发展变化等问题阐述了自

简介：国外学界近年来在甘地研究方面不断涌现出所谓“修正史学”流派新作和新观点，对甘地进行所谓“新探索”和“新评价”。关于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同性恋或双性恋关系新揭秘即是这种“新探索”的最新代表。本文认为，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之间的真挚友情是在南非时期的政治斗争和生活试验中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建立起的；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莫逆之交，充其量是“精神伙伴”，而非所谓“同性恋”或“双性恋”。

简介：近几年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稻米贸易发展迅猛，不断增长的趋势明显，但双方稻米贸易的不稳定性与不平衡性也显得尤为突出。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在探讨双方稻米贸易总体趋势的基础上利用出口集中度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对其动态与前景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双方稻米贸易具有市场地位极不对等、比较优势差异较大、贸易互补性较强等特征。本文对中国与东盟稻米贸易的前景进行展望。

简介：判断一国粮食安全的实现程度，要基于对粮食安全的清晰认知。粮食安全问题易被简化为粮食总产量问题。上述概念相关但非同一命题。国际粮食安全认知维度及演进显示，粮食安全是一个系统，从横向看，它包含可供量、粮食获取、粮食利用（如营养安全）与稳定性四个维度；从纵向看，它包括宏观、中观与微观（如家庭获取能力）三个层面。一个完备的国家粮食安全监测指标体系也应与这四个维度、三个层面相对应。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政策与监测主要强调国内供给总量安全，属于可供量维度与宏观层面的交集；其他维度则较为单薄，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粮食获取维度以及粮食利用维度下的营养安全。借鉴巴西跳出“粮食生产大国无粮食安全之虞”的认知窠臼、直面其粮食安全严峻态势、进而推行影响深远的“零饥饿”计划、取得显著成效的经验，中国应加快构建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和农业发展现状的粮食安全认知、监测及治理体系，即将粮食安全治理重心从宏观转入宏观、中观、微观并重，构建一套全面的粮食安全监测指标体系以及建立跨部门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简介：本文对2001—2006年间中国大陆出版的华侨华人学术著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并着重对有关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评述。

简介：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土地改革一直被列入菲律宾的政治议程。但是,该国土地结构变革的进展却极其缓慢。几乎历届总统都强调实施一项新的土改法令,这就使得土改变得越来越复杂化。讨论农村动乱的原因、土改立法,执行土改的局限性,以及法令与现实严重脱节的文献可谓卷帙浩繁。不过,大部分的论文还停留在对全国,或至多是对地区的整体研究。从这个角度说,它们在获得资源分配问题上反映的是行政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而也反映出一种自上面下了的解社会变革的推理方法。这就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