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年来,南亚国家围绕水环境治理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不仅加大了双边合作力度,而且为南亚地区进一步合作开发水资源夯实了基础。但由于各国发展阶段与经济实力差异等原因,在水环境治理方面面临短期方向不明、动力不足等难题。此外,南亚地区的水资源争夺严重伤害了国与国之间的感情,成为当前南亚地区关系紧张的催化剂,而国际社会参与南亚水环境治理开发,大国博弈又加剧了地区矛盾。当前,南亚国家在水环境治理合作的道路上可谓一波三折。南亚地区特殊的“历史记忆”导致彼此间命运共生理念认同难度大,“战略互信”的缺失又制约着国家层面友好关系的拓展。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进而通过“共情”行动来积极推进南亚水环境治理合作,不仅有助于培育国家间感情,也有助于推进水环境治理综合机制建设乃至实现地区整合发展。同时,亚洲有关各方也应该抓住南亚社会经济整合转型的机遇,以参与水环境治理为契机,进一步通过“共情”实践推动南亚经济治理向着更加合理的多边合作态势发展,形成彼此间新形势下的相互依存关系,最终促进南亚地区的整合发展与地区繁荣。
简介: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简介: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战争的爆发与和平的实现既受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是国内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裁军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重要因素,然而,当今国际社会在裁军方面的进展十分缓慢。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安全形势令人担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有增无减以及恐怖主义的蔓延继续威胁着国际社会,原先的国际治理逻辑已不再适用。为消除战争、增进和平,重塑全球治理机制的呼声愈加高涨。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引入新的治理机制,对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加以管理。世界各国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以议题关联为核心的治理手段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为提升和改进全球治理的效果,国际社会必须引入具有动机的激励机制,建立起可信和可核查的制度,对违反协议的国家实施惩罚和制裁,这不仅是国际协议和国际行动成功的关键,也是确保全球治理有效性的不二选择。
简介: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简介:随着全球化、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演变。"中国方案"应运而生,以期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创新完善国际秩序,促进东西方文明融合,并向世界传递中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信心。过去5年,中国为构建全球治理理论体系、补充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相关治理规则、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等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有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今后则面临着引领世界走出低增长困境、破除传统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惯性、促使东西方意识形态竞争趋于融合等挑战。归根结底,深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攸关国际秩序的基础,也关乎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理应为之发挥更大作用。
简介:具有高度政治分离目标和主权诉求的民族分裂主义是导致国内、国际政治失序和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由于民族分裂主义不时出现在国际政治的发展进程中,不时搅动或重组原有的政治格局,因而抑制和应对民族分裂主义是必要的多民族国家治理功能。实现有效的民族分裂主义治理应当从分析民族分裂主义的特点和诱发机制起步。发生普遍、目标明确、诱因复杂、认同坚韧是民族分裂主义的特点。利用和强化族性认同、渲染政治主张、通过动员形成集体行动、获取外部支持等环节构成了民族分裂主义行动的诱发机制。因循民族分裂主义生成与发展的机理,从无条件捍卫主权的理路采取的严厉打击模式,从不同程度赋权的理路采取政治容留模式,从消减族性动员的理路采取认同调控模式,从抑制精英力量的理路采取柔性控制模式,从转化政治生态的理路采取外部干预模式,可成为多民族国家治理中的参考。
简介: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进展,不断智能化的自主武器日益显现出伦理和安全风险,使得限制或禁止自主武器成为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新兴议题。相比其他军控对象,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在过去几年中获得较快推进,其中《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议已决定设立政府专家组专门探讨自主武器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概念、伦理和安全争议,旨在通过这种梳理更好地理解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发展的动因,并对这一进程的未来走向做出预测。当前,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主要动因集中在道德层面,特别是让机器自主决策杀伤引发的伦理忧虑。而从安全层面看,自主武器蕴涵的安全风险在其他新兴技术领域同样存在,而发展和使用自主武器带来的战略红利依然显著,这使得主要国家推动自主武器军控的意愿并不强烈。在权力政治与道德政治的博弈下,自主武器军控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将难以形成实质性成果,稍有可能的是通过“软法”等非约束性方式塑造一定的国际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在确保战略利益的同时营造有利的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