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一个海洋强国,美国积极维护“基于法理的海洋体系”,这是其领导世界、主导国际体系意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立国开始,美国就努力影响海洋秩序制度化,伴随着国家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局势的持续演进,美国的角色逐渐发展为引领海洋秩序制度化,与此同时,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美国又游离于全球海洋秩序的法理安排之外。这一行为事实上存在着内在矛盾,也给全球海洋秩序的穗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主要采取以下路後来持续推进其充满矛盾的维护“基于法理的海洋体系”的理念:一是通过国内立法对国际规则产生示范效应;二是积极推动并试图主导国际海洋法会议;三是以海上力量为基础构建对己有利的海洋体系;四是实施“航行自由”极化应对海洋挑战;五是介入东亚海洋争端,对地区强国的崛起施加国际法理压力。系统性梳理美国维护“基于法理的海洋体系”的历史行为,有助于为中国参与构建更加合理、规范的海洋秩序提供经验和教训。
简介:受到中东变局波及的中东国家,尽管结构背景大同小异,但各国爆发的社会运动带来的国内影响却截然不同,如突尼斯和埃及发生了较为平和的变革,而利比亚、叙利亚却爆发了内战。社会运动在不同的国家之所以产生不同的结果,原因在于抗议者能否形成跨阶层动员以及军队的立场选择。抗议者形成跨阶层动员,是社会运动得以持续并实现规模扩大的前提;在大规模社会运动面前,军队内部是否发生分裂,则决定该国是否爆发内战。就此而言,社会运动演变为内战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形成跨阶层动员,一个是部分军队支持抗议活动或在抗议活动中保持中立。这一分析模式有助于研究者对社会运动是否会演变为内战进行预测。
简介: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和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长期盟友,美国对2011年以来埃及变局的应对值得关注。为了对美国应对埃及变局的政策措施、效果及导致相应效果的原因做出逻辑连贯的解释,可以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架构视角进行考察。基于这种考察可以发现,美国政府建构了一种"改革"框架,以此来理解和应对埃及变局。然而,在影响框架产生框架共鸣的六个因素——框架的持续性、经验可信性、架构者的可信性、描述的精确性、框架的集中性、经验可通约性——中,"改革"框架除了持续性以外,在其他五个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美国的"改革"框架无法在受众中产生广泛共鸣。尽管美国在埃及变局中采取的应对措施对埃美关系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但由此造成的埃及民众对美国的不信任,已给埃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简介: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简介:一些国家在由非民主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往往遭遇各种暴力与冲突。由于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新政府的信誉与合法性因此受到质疑,从而损害了民主转型的前景。阿富汗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特别是2009年的总统大选表明,恶劣的安全状况已经影响到民主的运作和信誉,这体现了一个困扰许多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的困境:没有人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民主;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在一种失序、动荡的过渡期中反复纠缠,民众的不安全与无效的政府成为一对相互催生的恶瘤。西方的武力干预容易推翻一个旧政权却很难塑造一个强有力的新政权,其造成的权力真空加剧了人的安全与民主转型之间的紧张。民主的价值不容否定,但民主应该在一个稳定的安全基础上去构建,无视人的安全去追求民主,可能反过来有损于真正的民主进程。人的安全视角表明:安全在价值序位上是高于民主的,也是民主生成的前提性条件;有一个能够保证人的安全的有效政府,是国家顺利实现民主转型的关键。
简介: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通常通过一种被称为归因的心理机制从不完全的信息中解释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类似但更为特殊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以采取某种应对之策的时候。当外交决策者们在试图解释他国的行为时,他们会将哪些变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对他国行为进行归因的方式是否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确实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在归因时将会存在哪些倾向和偏见?外交决策者通常从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该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五个维度来认知另一个国家行为的原因。而恐惧和族群中心主义均会作用于这五个维度,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两者在各维度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唐世平提出的行为归因理论,作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技术——逐字解释文本分析——对1945-1947年间的美国外交档案进行了分析和编码,试图利用二战结束至冷战开始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苏联行为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归因,并对上述归因理论进行经验上的探索。验证结果表明,描述性的证据分析部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归因理论,但也挑战了这一理论中关于能力、决心和环境维度的部分推断。
简介:本文利用DEA-Malmquist法,对1980—2011年间东盟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成分进行测算,并对其进行收敛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观察期内(1)除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全要素增长率为负外,其他东盟国家均为正。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均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就本文样本来说,技术进步的贡献更大;(2)1984—1986年、1996—1998年以及2002—2004年期间东盟整体出现了3次较为剧烈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3)随着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区域内贸易投资增加,东盟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显著的收敛性。
简介:海洋自由是现代海洋秩序的原则之一,其内涵包括和平时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赋予各国在不同海域不同程度的权利;以及战争时期,在规范海上封锁基础上,中立国船只自由航行和贸易的权利。从海洋政治的历史演进来看,先后有四个部分进入海洋自由完善的进程之中:提出海洋自由原则、界定海洋自由的权利边界、否定私掠与海盗以及完善战时海洋自由。和平时期的海洋自由常常被一些国家曲解和利用,战时海洋自由在二战之后被迫中断。从历史来看,权力斗争伴随海洋自由制度完善的整个过程,海洋大国则发挥了主体作用。具体来说,当权力斗争没有导致权力转移时,海洋大国会促使海洋霸主修正既有制度,或否定海军大国的不合理行为来完善海洋自由制度。当权力斗争导致权力发生转移时,霸权在海洋大国间的转移推动海洋自由制度的合理部分不断被引入、继承、积累和固化。
简介:受限于薄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通过加强美菲同盟的策略试图取得优势。美国则借中菲南海争端,通过巩固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维护自身在西太平洋的存在。但是由于两国在南海问题中立场与利益的不同,以及中美、中菲关系的结构性差异,美国无法完全按照菲律宾的利益行事。除了有限地帮助菲律宾提升防御能力,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是宣传性的,即制造出美国十分重视盟友利益、菲律宾在与中国的南海争端中有美国帮衬的表象,其目的是迷惑中国对局势的判断并且限制中国的政策选项。所以在外交术的分类中,加强美菲同盟的策略既是军事性也是宣传性外交术。加强美菲同盟的策略没有改变南海问题现状,中美关系或中菲关系的整体发展也没有因此受到阻碍。通过权力运用观下一国获得对他国权力的条件考察加强美菲同盟这一策略,可得出菲律宾未能通过该策略在南海问题中获得对中国的优势。但是这一策略充分体现了在国际政治中菲律宾积极超越自身不足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