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家安全是政治学研究的学科热点之一,而社稷安全是国家传统安全观研究中的一环。从学理上看,社稷安全曾历经多次威胁,包括王权统治的制度性威胁“谋大逆”与“谋反”,内部威胁“寇贼”与外部威胁“外敌”等多重问题。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稷安全观,也具有双重性、内向性和多元平衡性的特点。第一是强调文化与武力的同等重要。传统社稷安全观对文化安全观非常重视。从内外两个方面上看,一方面在家国同构的基础上大力维护儒家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是以文明传播的形式构建在地缘政治中的身份认同,从而确立整体的和谐共处前景。第二是强调政治管理的作用,即在国家安全因素中凸显内因高于外因的特点。决定国力的根本在于内部的稳定,而王朝的职责在于维持经济生产的有序和政治管理的清明。基于这一条件,传统社稷安全观呈现出很强的内向性和保守性,同时对外部武力进犯非常敏感。第三是追求以“分封制”为核心的异质文明间非暴力统一的共处关系。在一个文明圈内有共同的政治偶像——孔子,共同的政治标准——“儒家”和共同的政治理想——“和”。
简介:战争性质变化、全球化发展以及冷战结束导致安全关注焦点逐渐转向人类安全.2003年和2004年的两次全球性大规模传染病,再次将人类安全的重要性呈现在人们面前.但由于"人类安全"这一概念过于宽泛而且含糊,决定了它不能真正成为一项国际通行的外交指导原则和学术研究范式,而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成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一项参照和学术研究的一个思考方面.也正是这一原因,人类安全成为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寻求某些目的的有效工具.鉴于人类安全观存在的重大政治与伦理困难,真正符合国际社会几乎所有国家安全需求的安全观念或许应当是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
简介:一.有关华侨婚姻的研究1.婚姻研究的意义及先行研究本文将对旅日华侨的婚姻加以考察。有关婚姻的研究可以说是全世界及日本以往的华侨研究中最不充分的领域。例如,在全世界(包括中国)的华侨研究中,除了20世纪30年代陈达的《南洋华侨与福建、广东社会》(日本青史社,1939年,第140—178页)、50年代M.弗里德曼的《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M.Freedman,1985)及最近薛直珍等的《美国纽约的华人家庭》(1993年)之外,没有系统的研究著作。关于这一点,中国华侨研究者裴颖最近也指出,对于这个重要的课题,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裴颖:“华侨婚姻家庭形态初探”,
简介:冷战格局结束以后,国际安全领域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安全威胁复杂多样,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疾病蔓延、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构成挑战。世界各国纷纷提出了新的国家安全理念来应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国结合本国安全面临的具体实际,积极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并在外交实践中努力加以贯彻。新安全观是与冷战思维相对立的一种安全观,目前已成为中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价值观念。新安全观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和平追求,也反映了中国坚持平等、正义的基本信念,其独特内涵昭示着中国将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简介: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
简介:毛泽东在30年代曾认为,形式逻辑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都是反对矛盾性,主张同一性,反对概念及事物的发展变化,主张概念及事物的凝固静止,因而是与辩证法正相反的东西。建国后,从50年代初编辑《毛泽东选集》第1卷时开始,毛泽东就一直关注着形式逻辑问题。在谈话和书信中,他不再把形式逻辑划归资产阶级和形而上学,而是多次表示,形式逻辑没有阶级性,它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与高级之分,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毛泽东的形式逻辑观由此发生转变。因此,在50年代和60年代,毛泽东对我国的形式逻辑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鼓励和督促出版或再版了包括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和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等在内的一系列逻辑专著,对我国形式逻辑研究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简介: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长期以来,全球发展格局呈现出"北强南弱"、"北方主导"、"南方顺应"的态势。但是,伴随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全球发展格局发生深广变化:发展中国家自身在全球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全球和区域层次的发展合作呈现出新面貌。与此同时,全球发展环境也呈现出新的挑战。因此,当今世界亟需有人代表国际社会整体以及共同的公共利益,包括那些在全球阶级分化进程中被排除在体系之外或被边缘化的人们,进行不同以往的全球性思考,形成一种积极的、共享的并能凝聚人心的、有助于引导和激励大家采取行动的全球发展观。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向世界传递新发展观,更是在用行动诠释和践行新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