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海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南海问题涉及到"五国六方"(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在内的"五国六方"),矛盾集中在南沙岛礁的主权归属、海域纠纷等方面。美国并非南海争端方,但却成为介入南海地区的实力最强的域外大国。美国对南海地区的介入是一个历史过程,自从奥巴马政府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南海地区成为美国"重返东南亚"的重点地区。在客观现实中,中国与其他南海争端方之间的行为互动,常常成为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较量。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政策立场,以及美国对南海地区的介入过程,以考察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演变过程。行为是社会学研究的起点,国家间行为互动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在社会学中,完整的行动要素包括行动主体、客体及中介。从社会学的行为研究视角出发,分析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将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假设为一个互动行为集合体,中美两国互为行为主、客体,而南海地区或南海地区国家为行为客体或行为中介。据此,可将中美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分为三类行为,从这三类行为互动中可得知中美两国在主体间规范上的差异,以及双方在现实中的互动路径。这种研究视角,一方面可以对中美在南海地区的分歧和共同利益进行具体观察;另一方面,启发中美双方应在中美关系大局中处理在南海地区分歧,避免中美关系大局被南海地区或南海地区国家所主导。
简介:中国崛起、美国“重返”及区域内其他力量的发展,导致亚太地区格局正在发生近百年来最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最突出特点,是中美战略博弈已经成为决定亚太格局走势的最主要矛盾,因为中国崛起势头难以逆转,美国亚太“再平衡”也是一次兼顾历史与现实、涉及内政与外交、得到美国两党共同支持的重大战略性选择,力量之变与战略之变同时发生,两强对立势难避免。但是,由于两国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和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在亚太地区各具优势彼此难以替代、在全球其他地域和领域的合作有助抵消亚太对抗,加之双边利益深度捆绑,中美博弈未必会走向战略对抗,而完全具备走向良性互动的条件。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处理一个根本问题(亚太主导权)的破解、两套体系的对接、三大海域的危机管控、四组三边关系的经营和五个多边组织的互动等“一二三四五”问题。这既是中美实现亚太和平共处的前提,也是能否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简介:冷战结束尤其是2014年后,美国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影响和作用总体有所降低,中国参与、贡献和引领亚洲安全新格局构建的地位和作用上升.中国、美国及地区国家深度博弈,多数国家期待建立一个全面、有效、可被广泛接受的亚洲安全新格局.当前,亚洲安全格局存在着时空错位、理念分歧、结构冲突、机制分散等四大关联交互的突出问题,导致亚洲安全面临系统困境.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看,亚洲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亟待探索构建亚洲安全新格局.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发挥在亚洲安全新格局建构中的角色作用,加强理念和方向引领,加强同世界主要力量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妥善处理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亚洲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大力推进亚洲安全合作,努力实现从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国向供给国转变,为自身建设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也为亚洲安全建设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简介:学术界关于南海争端与中国国家安全的研究,大多基于对象国政策、南海地区权力格局以及中国政策的动态分析,缺乏对于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和政策的系统梳理。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包括搁置、大局和寻求共识等多维度的内容,同时对于争端本质倾向于和平的看法。它经历了从基于战略理性的单边默契到文化认同的单边默契的演进,体现了螺旋式变化的特点。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固化受到特定政策效果的正反馈、道德正义性以及政治文化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力量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外生环境的震动与刺激和领导集体的战略决心增强的情况下,它会发生积极的调整与变化。剖析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内涵、特性及其演变,能为理解中国外交的微观基础以及处理好中国的相关争端提供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简介: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磋商"南海行为准则"的过程中,将建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次地区安全秩序,维护南海的安全稳定,体现11个国家之间具有较高的政治安全信心和信任程度,为未来落实工作提供一定的基础和保障。从许多方面来看,"南海行为准则"和"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较强的契合性和实施的现实基础,对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建设提供了两个强硬的抓手。中国需要借助磋商和落实"南海行为准则"的契机,与东盟国家建立和其他合作机制有联系但有所区别的南海合作机制,并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容,共同促进南海次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构建一个符合南海地区形势演进特征的新秩序,为未来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南海主权争端提供有利的环境。
简介:内战中的反政府武装跨越国境开展抵抗行动将威胁区域安全。内部冲突的外部化成为目前国际安全领域研究的热点。针对与之相关的内战的域外情境,此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内战当事国、跨境行动的反政府武装及其接收国之间的策略互动模式。当越境散逸的武装分子与接收国之间的实际关系存在信息不对称时,策略互动将给当事国内部武装冲突局势和两国关系带来多种可能的结果。当事国内部冲突风险和国家间冲突风险至少受到三方面影响。第一,接收国影响武装分子行动的能力。第二,当事国阻止叛乱受到接收国资助的行动强度。第三,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等方面影响。一国内部冲突与政府间摩擦之间的关联性将为区域安全机制的调停或维和举措带来额外挑战。国际社会在应对冲突威胁的行动中需要精确识别内战外部化问题的具体策略环境,从而为推动各方达成长效和平方案做出实际贡献。
简介:对当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而言,互联网安全已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重要议题,但该领域国际共识和国际规则严重缺失,这与持续加剧的互联网安全威胁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中国,互联网治理日益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政策焦点,同时也是参与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构互联网国际规则的话语能力直接影响着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但目前中国对该领域话语策略的学术与政策研究仍严重缺失。当前,对互联网国际规则之制度理念的应然性研究仍显不足,关于中国在该领域对外传播话语策略的探讨更是近乎空白。互联网国际规则的缺失本质上源于互联网信息自由带来的收益与政府信息管控对此种收益的限制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由于日益严峻的互联网安全形势正逐渐打破互联网信息自由与政府信息管控之间原有的平衡,加之全球化趋势将世界各国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该领域国际规则的建构开始具备现实的可能性。鉴于传播话语在规则建构的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公共安全为切入点赢得国际共识、提升中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中的话语能力和制度性话语权就成为中国政策制定机构和宣传机构在通过对外传播推进互联网国际规则建构时应采取的话语策略。
简介: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是国际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广泛利益,涉及其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声望.中美两国之间的太空关系,事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尽管两国都主张太空安全,但是中美太空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太空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考虑和实施太空政策,谋求太空安全;美国则是推进太空武器化,保证美国治下的太空安全.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不仅研发更先进的(反)太空技术,而且也禁止中美太空合作,同时拼凑同盟,封堵中国(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应对美国太空封堵手段相对较少,只有潜心发展自己的(反)太空能力,才能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场合下,在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与自愿性质的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准则两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互不妥协的对抗.为降低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对抗烈度,中美两国开启了民用太空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也不排除朗政府未会启用美外安全对话机制处太空安全问题.
简介: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海外延伸和有机组成部分,而侨团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组织形式.侨团既是维护华侨华人权益的重要力量,又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海外侨团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在新时期呈现出联合化、国际化、年轻化、多元化、专业化的特征,具有参政议政和参与侨务管理的崭新功能.在海外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中国海外安全需求与供给失衡,海外中国企业与公民面临安全利益保障不足的困境.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的构建中,海外侨团与私营安保公司、企业等主体都是政府官方安保力量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海外侨团拥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熟谙住在国舆情社情民情、政商人脉通达、掌握双重语言文化,但新生代华人的多元身份认同和华文媒体的发展困境也为安保体系的构建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充分发挥海外侨团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中的“安全杠杆”作用,应进一步营造“大侨务”工作氛围、加强侨团自我建设和团企共建、完善“华助中心”服务平台以及推广海外安全联防机制.
简介:2003年,中国政府做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性决策。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将东部地区作为重点开发区域。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俄罗斯东部地区毗邻,双方具有广泛开展交流合作的基础和条件。中俄毗邻地区同步开发,为两地的经济互动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为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商机,有助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俄罗斯东部地区也是东北振兴不可或缺的舞台,双方的交流与合作能够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简介:冷战结束为东南亚地区一体化发展和东盟扩大创造了条件。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近年在马来西亚和文莱的深化,这两国出于宗教情感而持反以亲阿的态度,并将其变为东盟意志,无视东盟大多数成员为非伊斯兰国家且与以色列合作良好的事实。这既体现了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发展现实在东南亚的投影,又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宗教转向”和东盟国家在伊斯兰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以色列实际上已成为东盟伊斯兰与非伊斯兰成员国之间的宗教“柏林墙”。欧盟模式应是东盟可资借鉴的方向,东盟制度建设乃至维系存在的基础在于:一是加强东盟制度民主建设,二是东盟机构的“去宗教化”。马来西亚和文莱可以通过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国际宗教组织发出其宗教诉求,但东盟绝非在宗教上的合适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