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前言长期以来,资本积累与资本形成的问题实际上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这个问题再也不是发展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了,而在15—30年以前,它却是个核心问题。如今,人们也许已忘了在六十年代的那种悲观情绪,当时的各界人士都难以相信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会有可能取得每年4%的经济增长率,因为如果要达到这样的增长率,就必须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5%左右重新投资于该国的经济中。在这个百分比中,公用设施大约需要一半,而其余的一半则用于资本形成。这就是说,将近25%的国民生产总值不能用来进行消费,而必须储蓄起来。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储蓄的水平比所需的指标低得多。其平均水平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这种低储蓄率在发展中国家中并非绝无权有。
简介: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更迭,尤其是权力转移,常常与(军事)冲突相伴.权力转移理论对此现象做出了分析,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因此可以在大国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边安全治理机制,以缓和目前全球权力更迭出现的紧张局势.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共同的规范和程序为基础,通过建立合作框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文章以现代大国协调机制为框架,探索管控未来权力更迭的可行性,并借此为权力转移理论补充了两点新内容:衰落霸权国对未来秩序的(不)满意情绪的重要性;以更广泛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取代权力转移理论传统的双边“决斗”情势.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机制化的权力转移管控。
简介: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界对气候变化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与这种认知形成、加深相伴随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渐开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其战略规划与日常实践.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安全政策中的气候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强化的迹象.但是,这种强化趋势却出现了新的变化,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突显出来:第一,军方对气候变化的侧重点从长期威胁转向近期威胁、从间接威胁转向直接威胁、从全球性灾难转向特定灾害.第二,军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从减排和适应并重转向侧重适应.支撑上述变化的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是美国决策者内部的矛盾及调和使然.未来,预计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进程仍将持续,但是,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向上传递到联邦政府决策,仍旧取决于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