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英汉两种语言差异较大。汉语以意合法(parataxis)为主,无论词素组成词,词构成词组,词组组成句,联结手段主要不靠语法制约,而靠语义,语义的决定作用较大,语符表层服从于语义深层和语用修辞层的调动,语符的自足性较小。相反,英语以形合法(hypotaxis)为主,语义的决定作用比汉语要小些,语符虽服从于语义、语用的调动,但其自足性较大些。这种差异要求在两种语言转换中必须运用熔铸技巧。熔铸是翻译单位上升的翻译法。从大量英汉翻译实践中得出结论:大量的熔铸是在词组级上完成的。近来词组的研究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的重视,越来越明显的共识是词组在句子中占核心地位。英汉两种语言的词组构成有其共性一面,亦有个性一面,其个性一面要求使用熔铸。词组中词与词的修饰关系会产生内涵意义(connotation),在翻译转换中,这种内涵意义也要求适当运用熔铸
简介:岛礁属性争端构成了中菲“南海仲裁案”菲方诉求的一个主要部分。该争端涉及岛礁两个方面的属性:岛礁的法律属性,即对海洋地物是岛屿、岩礁还是低潮高地的判定;岛礁的领土属性,即低潮高地能否通过先占取得陆地领土主权。由此引发两个重要的法律议题:第一,岛礁法律属性判定是否与岛礁主权归属无关;第二,低潮高地是否构成领土主权的一部分。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首先关涉仲裁庭对岛礁属性争端是否有管辖权以及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中国对仲裁“不接受”、“不参与”,对裁决“不承认”、“不执行”是否有法理依据;其次关涉中国南海岛礁主权的整体性及其法理依据。本文首先分析菲方提出的岛礁属性争端的根源和意图;其次分别论述岛礁的法律属性和岛礁的领土属性两个议题及该议题作为争端与岛礁主权归属的相关性:最后提出中国南海岛礁主权整体性的命题并从法理上予以阐明。
简介:近年来,东南亚海上私人安保公司悄然兴起.其参与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是海上安全环境的变化、海上安全供给与需求的鸿沟、东南亚民主化进程及安全部门改革所共同驱动的结果.海峡和港口是私人安保公司重点参与的治理区域,在马六甲海峡,尽管私人安保公司挑战了国家主权,但其能有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在短期内已得到国家“默许”;而印尼勿拉湾港口是一种多主体参与治理的安全系统,私人安保公司与其他行为体竞争,反而导致港口不安全.相比较而言,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具有隐秘性强、与国家关系复杂、规制难及趋利性等共性;而不同的参与模式与作用则反映了二者的差异性.当前,中国要进一步挖掘海上私人安保的潜力,并做好相应的规制;要重视利用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的共性与差异,鼓励中国与东南亚私人安保公司发展战略合作,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简介: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开始实行的政治改革为改变国家与社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机会,并以强有力且积极负责的地方机构来取代新秩序政权的中央集权统一结构.本文提出了地方政治与乡村机构民主化的法律体制.印度尼西亚的所有乡村都已选出了其代表会议(representativecouncils),因此村长就不再是村社的唯一权威了.乡政府享有广泛的自主权,它们无须经过上级批准就可以进行决策和执行政策.然而,分权化和民主化虽很必要,但还不是发展农村和缓解贫困的充分先决条件.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积极约定必须确保规章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不会受到曲解,并确保普通民众能够参与制定公共政策和地方管理.
简介:直译和意译是古今中外翻译界长期争论而至今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过去的翻译家普遍认为语言和思想(意义)是统一体,语言是形式而思想是内容,但是,在翻译中要求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都一致是不可能的,因而产生了形式与内容的矛盾问题,也就是直译与意译的矛盾问题。现代的科学发展证明语言与思想并不是统一体,两者并不构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思想的一种符号系统。翻译就是以两种不同的语言符号表达同一的思想。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直接进行对等的转换是不可能的。任何翻译都必须经过(1)语言符号还原为思想(理解),(2)思想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符号(表达)这两个步骤。这样,就比较容易地解决翻译中长期存在的形式与内容的矛盾问题;直译与意译的矛盾问题。
简介:海洋自由是现代海洋秩序的原则之一,其内涵包括和平时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赋予各国在不同海域不同程度的权利;以及战争时期,在规范海上封锁基础上,中立国船只自由航行和贸易的权利。从海洋政治的历史演进来看,先后有四个部分进入海洋自由完善的进程之中:提出海洋自由原则、界定海洋自由的权利边界、否定私掠与海盗以及完善战时海洋自由。和平时期的海洋自由常常被一些国家曲解和利用,战时海洋自由在二战之后被迫中断。从历史来看,权力斗争伴随海洋自由制度完善的整个过程,海洋大国则发挥了主体作用。具体来说,当权力斗争没有导致权力转移时,海洋大国会促使海洋霸主修正既有制度,或否定海军大国的不合理行为来完善海洋自由制度。当权力斗争导致权力发生转移时,霸权在海洋大国间的转移推动海洋自由制度的合理部分不断被引入、继承、积累和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