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简介：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简介：族性是族类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是形成族类群体认同的纽带。族性认同是族类群体形成认知和行动一致性的基础,凭借动员的环节,族性及族性认同被带入政治场域,参与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并因循不同的政治行动呈现出族际关系、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族类群体与国际关系的复杂交织和震荡联动,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不同的态势和影响。当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超出有序范围,以暴力、骚乱、恐怖行动、屠杀、清洗、武装冲突和分裂运动等形式出现时,便给相关群体带来恐惧与伤害,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失序与动荡,甚至会危及国家主权和地区、国际的政治关系与秩序。族性安全,是指因族性动员而对人的生命、社会秩序、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是否产生威胁或损害的状态。族性转化为安全议题需要以认同为基础、以动员为条件、以信念为支持,并在一定的族际结构中发生,因而需要族性认同、政治动员、民族主义、离散政治等理论的诠释。族性安全的研究范式可分为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

简介：生态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具普遍性的存在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都与生态问题有关,文化也不例外。当全球进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时代的时候,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构成了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认知系统的新生态特征。文化生态安全是这一现代性的表征。文化生态构成的多重二元结构是文化生态安全构成的结构方式。内部性与外部性文化关系冲突是引发文化生态危机和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的原因。塑造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文化环境是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文化生态保障。文化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的存在形态与结构样式,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机制,文化多样性安全是文化生态安全实现的前提。中国要实现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在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安全的同时,实现从单一时空领域里的文化安全走向系统整体范畴的文化安全,在生态文明系统整体安全观的基础上,建构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简介：一般认为，国际安全机制是“关于特定国际安全领域，为达成某一共同的安全目标而建立的，容许国家相信其他国家将予以回报，而在它的行为上保持克制的那些原则、规则和标准。这一概念不仅指便于合作的标准和期望，而且指一种超出短期自我利益追逐的合作形式”。合理的国际安全机制对于促进安全合作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实际的合作常常比可能的合作要少”。

简介：冷战结束尤其是2014年后,美国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影响和作用总体有所降低,中国参与、贡献和引领亚洲安全新格局构建的地位和作用上升.中国、美国及地区国家深度博弈,多数国家期待建立一个全面、有效、可被广泛接受的亚洲安全新格局.当前,亚洲安全格局存在着时空错位、理念分歧、结构冲突、机制分散等四大关联交互的突出问题,导致亚洲安全面临系统困境.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看,亚洲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亟待探索构建亚洲安全新格局.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发挥在亚洲安全新格局建构中的角色作用,加强理念和方向引领,加强同世界主要力量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妥善处理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亚洲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大力推进亚洲安全合作,努力实现从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国向供给国转变,为自身建设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也为亚洲安全建设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简介：近年来，东亚安全成为热点问题。相关东盟国家的国内政治出现重大变化：地区安全的参与力量、治理架构、规范与议程多元化；南海问题持续发酵，叙事升级，加剧地区紧张。本文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审视和剖析。现代性是西方启蒙运动后出现的社会秩序，以理性和普遍性为核心。后现代性以反权威、反正统、去中心为灵魂，以不确定性、否定性、多元性、非连续性为特征，是对现代性思维的质疑和颠覆。论文指出，东亚安全热度上升主要来自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塑造秩序的理念不确定，基于现代思维的主导权之争与后现代去中心进程并存；在安全规范和议程上，地方知识获得更多的本土自觉．主权安全和发展安全并重，协商治理成为可行的规范：南海问题基于实在的领土争议，但又是话语建构的安全热点，服从于霸权护持的目的。面对长期化和不断复杂化的东亚安全局势，论文提出，应参照后现代性的“他者”思维．建设具有包容性和普遍代表性的地区规范和价值体系。

简介：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南海地区人与社会经济、自然发展关系扭曲的结果。它与南海传统安全交织出现,给地区国家安全与海上航行安全带来了巨大冲击。但相比之下,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学界太多的关注。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且在九一一事件后主导南海地区安全形态。其后,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地区国家的重视,虽在地区国家加强合作下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由于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间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及现有的民族、宗教矛盾,未得到实质性改善,未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南海地区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策略性互动还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与问题,而这些不足和问题使地区国家在南海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效果不彰。不仅如此,针对地区内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需要和东盟国家找准方向,为解决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探索有效途径,进而实现共同维护南海稳定与和平的目标。

简介：为了应对海上航道安全威胁，南海各方经过努力形成了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该机制具有一定有效性，但也存在许多局限性，如合作机制的软法性导致遵约和履约行为的非拘束性、合作机制固有的妥协性与弱惩戒性损害其权威性、合作机制的原则性影响权利义务的确定性、合作机制的独立性受限于国际势力干预性，以及合作机制的公共物品属性影响其实效性。这些局限需要南海各方协同以破解制度困境：构建软硬法有机联系的合作法律机制；完善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的内在构成要素；协同努力确保合作法律机制的独立性；强化南海各方有效合作的“选择性诱因”机制。

简介：冷战结束后,安全的定义不断得到扩延和发展.面对日益凸显的广义安全威胁,中印两国的安全观也相应发生转变.安全观转型为中国和印度提供了更多安全合作的契机,有助于两国在合作与互信的良性互动中改善关系.

简介：

简介：“共同威胁”与“共患意识”引发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共享安全不仅是安全指涉对象的扩展与转型，也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升与非传统安全话语的创新。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经由传统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形成了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主要流派，其主要价值取向是“建构安全”。然而，共享安全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冲突，中国的安全观与外交方式的价值类型此有着重大的意义与贡献。中国以“保合太和”、“万国成宁”、“和而不同”为标志的“和合主义”思想渊源，为共享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价值坐标。中国学者的“新天下主义”、“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人类共同安全”、“全球深度治理”等对“共建安全”方案的多维度探索，为共享安全提供了极具创意的可能性论证。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外交实践与融入世界的“优态共存”，为共享安全提出了解决现实冲突的重要范例，也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现实逻辑。

简介：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简介：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简介：“共享安全”理论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理论体系和话语权的有益探讨。“共享安全”理论具有充分的历史哲学依据，《周易》中“保合太和”“协和万邦”的思想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阴阳协调、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儒家哲学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以“共建”“共存”和“共享”为核心的安全观；而践行中庸之道，则成为“共享安全”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和平主义外交理念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和平、和谐与合作安全的政治思想基础。东亚传统的安全体制体现了东亚国家在安全利益上的“共依”“共存”“共建”和“共享”，从而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东亚史上传统的安全和外交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的安全政策进一步为“共享安全”理论提供了安全和外交实践，其中作为“共享安全”实践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的准绳和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存”“共建”和“共享”安全的和平主义战略价值趋向。

简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必须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这需要我们准确地判断国际安全形势,以自身的和平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推动和完善国际和地区的安全机制,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简介：

简介：东盟安全机制以“东盟方式”著称，基于东盟的经验事实，本文认为，国家问协调是理解东盟安全机制的恰当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评估了东盟安全机制的绩效：在抑制成员国内部冲突、化解东南亚地区国家间争端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同时，由于东盟国家利益分歧，安全合作领域数量少、程度浅；东盟安全机制是中小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其治理能力有限，无法单独解决地区重大安全问题，需要与外部大国相配合；东盟国家对主权独立格外重视，在安全领域缺少制裁机制，导致领土争端无法在区域内得到解决。面对本地区的复杂安全形势，东盟对内需要拓宽、深化安全领域的合作，对外需要加强与大国的安全合作。

简介：引言后冷战时期，世界安全范式已经从传统的军事威胁转变为非传统的非军事威胁。恐怖主义威胁占据当前全球安全的主要议程，取代了冷战时期恐怖活动的平衡状态。

简介：2017年，《国际安全研究》将在全球安全治理上聚焦。当前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错交织，呼唤着安全治理的创新应变。从中国视角提出安全治理的新理念和新范式，将中国的安全治麵究舰化与系统化，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一道必答题。我们希望中国的安全学者能够借助《国际安全研究》这个平台，深度参与国际安全与治理问题的大讨论，为安全治理研究在中国的持续深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打下扎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