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以19世纪以来的英美医疗过失刑事案件为素材,展示过失处罚规则在英美三个阶段的发展状况;说明刑事过失与民事过失之间的境界线的变动轨迹;最后按照过失样态,对恶劣的医疗行为,医生的裁量错误,单纯过失分类进行探讨。

简介：侵权法是发展最快的民法部门,也是民法教义学最难穿越的领域。这是因为：其一,侵权损害赔偿是法定之债,立法者必须依据公正等自然法理念,将其纳入环环相扣、首尾呼应的概念——规则体系,这对立法者的理性不啻为巨大挑战;其二,侵权法涉及无法财产化、市场化的人身利益,故很难如合同法一般,依据纯粹＂经济规律＂自如地设定规则,它还必须纳入诸多价值,这就有可能使法教义学的演绎与推理难以进行,

简介：面对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难办案件,司法者面临各种解释论上的难题。解释者应该秉持基本正义观的立场,以结论的妥适性为目标,综合运用刑法中的各种解释方法。具体到赵春华案件中,可以从非法持有枪支罪客观要件上的＂非法性＂和＂枪支＂的实质性角度分析,结合刑法理论上的禁止错误理论,运用＂当然解释＂的方法,实现对该行为非罪化或者非重刑化处理的目标。

简介：主审法官责任制是尊重司法规律的必然要求，由法官审理、法官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模式对法官裁判说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司法公开“三大平台”的建设，任何裁判文书都要在阳光下晾晒，裁判文书公开也倒逼着法官必须将其裁判决策的过程显现在裁判文书中。但当下裁判文书说理仍然过于简略，主要表现在：裁判依据存在一定欠缺；事实认定与法律的解释不足；情理不足，裁判说理缺乏人文关怀。主要基于法官传统思维、知识“前见”、认知心理的分析，认为法官法律思维运用不成熟，法官思维与当事人思维的殊异，裁判解释知识的缺乏，不良知识“前见”的误导，裁判的保守心态及知觉选择性心理等因素制约着裁判充分性说理。其根源还在于法官囿于裁判说理可利用素材的有限性，裁判决策的过程不科学。要解决这一问题，法官应当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扩展思维的视野，寻求裁判说理可利用的素材，将科学的裁判决策转化为裁判文书的合理表达，即公开法律依据的正当化引证，合理运用裁判解释知识，适当运用法律修辞等论证裁判结论，从而提高裁判说理质量。

简介：湖南各级地方政府及司法机关对生态环境损害案件处理非常严厉.但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某些地方政府发展理念落后,企业违规、违法现象较为普遍,环保部门有失职渎职现象,一些地方官员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考虑,没有在受害人维权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民间维权的力量较弱,而公益诉讼存在缺位等问题.责任追究中,环保机关通常给污染肇事企业开的罚单少,行政问责没有涵盖全部案件,民事赔偿、#偿不足,给环境带来污染的企业没有履行生态修复的职责与义务,刑事处罚也过轻.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强化环境保护法定主体责任,建立联动处理机制,创新环境司法、培育环境维权意识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体系.

简介：1952年8月启动的司法改革运动，对旧法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旧法观点的主要危害是“共产党法院，国民党掌握”。肃清旧法观点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组织整顿的方式，将旧司法人员清除出司法机关；加强思想教育，排除法官头脑中的旧法观点。这次司法改革也确立了一系列新法观点：方便群众诉讼，依靠群众办案，服务中心工作，有错误即改正。当下，我们应该就1952年司法改革对旧法观点的批判作进一步的思考。

简介：股权受让人在股权转让后是否直接取得股东资格而成为股东,现行法律规定并不明确。发生股权转让后公司尽管有义务变更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但只在股权受让人将股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公司后,才产生公司的变更义务。通知公司后即产生变更义务。在公司实务中,股权出让人在出让股权前向其他股东发出的通知有时可以认定为通知公司,应该结合具体案情综合判断。股东名册法理上的对抗效力与明文规定的工商登记的对抗效力相互矛盾,而且只有公司才能申请变更登记,这会影响股权受让人股东资格的取得,损害股权转让双方及其债权人的利益。

简介：人民陪审制度在我国诉讼中有重要的地位,受“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等问题的困扰,实施效果并不理想.通过对人民陪审员参与行政审判的调查分析发现,这些问题根源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本身存在着陪审员的角色定位不清晰、现有机制不完整、法官的“合议庭依赖”社会各界对陪审员要求迥异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人民陪审员制度设立目的出发,准确定位角色,并对人民陪审员在诉讼中的作用分阶段进行设计,同时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

简介：把"行为-过程"范式与"法律-制度"范式相结合作为研究视角,分"效果"、"互动"、"供需"三个维度观察四川省20年(1990-2010)来的行政检察实践,可以发现:行政检察面临着多重瓶颈,主要体现在监督质量尚需改善、社会认同仍需提升、规范依据亟待调整、理论研究尚待突破等几个方面;为了突破有关瓶颈,检察机关采取了增加监督方式、拓展监督范围、强化舆论宣传、约束监督活动等完善措施。遗憾的是,上述对策并未化解何谓"法律监督"、"行政检察"的理论困惑,也疏于厘清行政检察的制度框架、运行机制。着眼于平衡"供需"、优化"互动"两个目标,能够意识到破解行政检察瓶颈的可行路径在于:引入"裁断性"与"启动性"的分类方式来解读"法律监督",设计"四层级"的行政检察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立案与审查、调查与决断、文书撰写与保留、舆论引导等一系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