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任何一种思想若想占据主导,就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概念装置:它诉诸我们的直觉和本能、诉诸我们的价值和欲望、诉诸我们居住的社会世界所固有的种种可能性。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概念装置就能牢固确立在常识中,以至于被视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1]意识形态与公司法的关联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被忽略。自由主义、社群主义、集体主义、民粹主义等意识形态不仅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对公司价值观、公司法理念的形成,也起到了莫大的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司法的基础结构。人们信奉的诸多公司理念,各国当下公司法发展的现状,无疑都有
简介:在《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的"第一部分",即《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建构》中,邓正来教授对当下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判。不过,鉴于法学理论的意识形态气质,邓教授的批判从国内层面对当下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问题化,即揭示了当下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论者之意识形态担当上的"无力"和"被动"。然而,缘于当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表征)于目前世界意识形态格局中的不利处境,"邓正来批判"从全球化话语来看(或在国际层面上)也存在着问题,即尽管当下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论者的意识形态担当内在地存在着问题,但他们毕竟在全力担负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职责,不过,邓教授通过其严肃批判虽然展现出一种"厚重"和"主动"的意识形态担当,但是,即便邓教授的意识形态担当更为有力(甚或更为完善),他也无法及时和完全弥补其批判所会给当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损害。
简介:<正>一、"国际刑法哲学"论题的提出价值论似乎总是带有"反思"、"批判"、"解构"、"清理"或"启蒙"的味道,一股"硫酸味儿"扑面而来。一般而言,价值论的提出与建构,总是为了回答"我们将向何处去?"的问题,预示对现状的极端不满。作为国际公法的重要和新兴的分支学科,国际刑法对传统国际法原则构成严重冲击和挑战,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国际刑法学的价值论,不论在国际还是国外,都不甚成熟,西方只是相对成熟,但也不见专著问世。西方学者(特别是巴西奥尼教授)具有价值论的自觉意识,只是尚未形成体系,勿论"权威体系";而国内学界,还仅限于事实与规范的基础性跋涉(这当然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