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58年《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了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其中第2款规定了被请求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的主管机关可不以当事人的举证而自行查明依该国法律争议事项不可以仲裁方式解决，或者承认与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等情况，也可拒绝承认和执行。本文拟就该条款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适用进行探讨，最终将得出尽管该条款是为弥补条约规定的不足意在增加条约适用的弹性而设立，但随着世界各国在商事领域的不断融合发展，该条款已越来越少地为各国所援引的结论。

简介：《刑法》第17条第2款关涉相对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围绕此问题,＂罪名说＂、＂罪行说＂、＂行为＋罪名限定式＂、＂罪行罪名选择说＂、＂犯罪构成说＂等理论相继提出,但都未能实现＂罪行＂到＂罪名＂的合理沟通。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下存在着多层次的犯罪观,在该体系下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有责性的要素。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罪＂即是＂客观的犯罪＂——该当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不法）。＂客观的犯罪＂既决定着有责性阶段不法的评价范围,也决定着行为的性质即罪名的确定。

简介：第67条第2款"特别自首"中"其他罪行"性质的规定还不尽完善,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来看,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所供述的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犯罪的性质与涉嫌的罪名或被判刑确定的罪名是可以相同的.

简介：1982年6月，农民蒋某(男，生于1942年10月)开始在某县农业银行当临时工，从事炊事工作。1986年12月8日，蒋某与农业银行签订了《临时工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1986年11月1日至1988年11月1日止，同时约定了工资和福利待遇。该份合同期满后，双方未续订书面合同，蒋某仍继续当炊事员，领取工资。1994年1月1日，双方第二次签订了《临时工合同》，合同时间从1994年1月1日至1995年1月1日，合同期满后，双方仍未续订劳动合同，但继续保持着劳动关系。1996年1月1日。双方第三次签订了为期1年的《临时工合同》，期满后双方没有续订劳动合同，仍继续保持了劳动关系。1998年该县农业银行实行下岗分流。8月26日，农业银行通知蒋某从9月1日起不得再上班，并停发工资，蒋某对此不服，引发劳动争议。

简介：《刑法》第239条第2款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并列规定，且配置了同样的绝对法定刑，导致条文本身存在“过失与故意同等处罚”的罪刑不相适应的内在冲突。未来应对该款加以修改，区分过失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故意伤害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三种情况，并设置轻重有序的法定刑。绑架过程中，因警方的打击错误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应当认定为绑架犯“杀害被绑架人？”。

简介：

简介：由于我国现行《刑法》第63条第2款对"不具备法定情节但客观上需要减轻处罚"的决定权主体身份设置过高,对相应的程序设置亦不够重视,加上客观上需要通过该程序减轻处理的案件为数众多,因此,多年来在实践中造成了不少的问题,不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对现行的报请核准程序进行修改,建设更为合理的量刑衡平程序,即复核权主体与提出复核权的主体二元化的报请核准程序;将核准权下放到省级人民法院,并在法院内部提起报请核准程序之外,规定受案检察机关有权独立启动减轻处罚的报请审核程序。

简介：引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通说认为，本款是对教唆未遂的规定。教唆未遂是指教唆人以教唆的故意实行了教唆行为，但是被教唆的人未知悉其意思；或虽知悉其意思但未因此产生犯意；或虽产生犯意但未着手实行犯罪。简言之，本款处罚的对象是正犯未着手实行犯罪的情形下的教唆行为。但是，

简介：民法诚信原则并非“帝王条款”，而是保底规定、补充原则，有适用门槛。合同债务人缔约其实是两个允诺，第二允诺即担保第一允诺。在违约人不能从违约中直接获利的前提下，法律无需禁止违约，也不禁止违约，但禁止不承担违约后果。合同的强制性不在于强制履行，而在于强制补偿。根据民法法理演绎出的一系列规定和理论，包括多重买卖在内的买卖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明确，出卖人可决定是否履行合同，向谁履行合同，但违约必须承担补偿债务。法律必须保护交易安全，但保护交易安全不等于否认正常的交易风险。《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关于多重买卖的规定将诚信原则与民法法理对立起来，否定民法法理演绎出的一系列规定和理论，不能成立。

简介：器官摘取可以分为活体器官摘取与死体器官摘取。就前者而言,法定代理人不能代为承诺;刑法只是禁止摘取未成年人的器官,而并未一概否定未成年人的承诺能力;在摘取器官将会造成危及生命的重伤或该行为明显违背公序良俗时,摘取者应当构成故意伤害罪;承诺者基于法益关系的认识错误而承诺被摘取器官时,该承诺无效。就后者而言,可以基于被害人承诺阻却盗窃、侮辱尸体罪的成立。

简介：《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第3款对网络用户直接侵权时,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进行了规范。但这两款内容过于原则,需要运用解释论的方法予以细化。第36条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规定要在权利人、社会公众、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达到更为合理的平衡,有待将来的司法解释进行完善。

简介：<正>异议登记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救济措施,通过暂时阻断不动产登记物权的公信力、排除第三人善意取得,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物权法》第19条第2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登记机构予以异议登记的,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异议登记失效。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另外,《房屋登记办法》和《土地登

简介：对于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解释,学界存在基于共犯独立性说、基于共犯从属性说以及基于单一正犯体系三种路径。我国刑法采取的是一种规范的、功能的单一正犯体系,根据这一体系的理论,应当将刑法第29条第2款解释为＂被教唆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因素而没有得逞＂。从这个意义上说,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规定只是一个注意规定,即在没有这一规定的情况下,事实上也可以直接适用刑法关于犯罪的预备和未遂的规定对教唆预备和教唆未遂进行处罚。

简介：回应权是名誉损害救济的重要方式之一。基于该权利,被报道者有权要求报道媒体在原报道的同一版面、同样字体及篇幅免费刊登回应文章。回应权可以发挥救济名誉损害、减轻媒体诉讼压力与促进资讯多元等功能。我国《出版管理条例》虽规定了该制度,但其适用规则及法律效力并不明确。在比较研究基础上,建议回应权的适用范围应当扩张至所有媒体形式,包括印刷媒体与广电媒体,并主要限于事实报道的情形。被报道者行使回应权的,应当限制媒体名誉侵权责任的范围。

简介：根据《立法法》第99条第2款规定,公民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书面提出审查法规、条例的建议,视之为公民启动宪法监督的一种有力方式.但公民启动宪法监督机制在实践中具体规则付之阙如.受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启发,制度的构建由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及实施机制构成.然而公民启动宪法监督机制已具备非正式约束与正式约束的制度构建元素,但独缺实施机制.在实施机制中,建立主体间联系的方式是程序的设置.从外部视角来看,公民启动宪法监督机制与附带审查机制间暗含耦合;从内部视角来看,公民启动宪法监督的程序衔接与审查标准较为模糊.对此,从外部程序融通和内部程序完善两方面构建公民启动宪法监督的实施机制,方可完善《立法法》第99条第2款之规定.

简介：我国第三次修订之后的《专利法》第48条第2款规定了因为被认定为垄断行为而实施强制许可的情况。但新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专利法》体系下适用时,存在一方面无法有效规制特定行为,另一方面无法合理限定强制许可适用范围的问题。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因构成垄断而实施专利强制许可的制度。该款所规定的强制许可依赖于垄断行为的成立,因此,通过《反垄断法》相关制度的完善来改进其适用是最佳的方案。反垄断法核心设施理论包含了谨慎理念以及严格的适用条件,是衔接《反垄断法》以及《专利法》第48条第2款的合适制度,能更好地实现促进竞争并保护创新的目的。

简介：《反垄断法》第20条第2项资产取得条款并没有完全借鉴《欧盟并购条例》第3条b)的表述,学说与实务对该条款局限于私法化思维的解释进一步造成了该条款适用上的困惑。解决该困境方案不在于重新立法修正,而在于利用法律解释学方法并结合经营者集中控制的目的得出合理的方案。

简介：消费者概念的界定是正确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前提，我国应适应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确立农村消费者与金融消费者主体资格。消费者主体资格的判断应遵循主体要件标准、经营者控制力所及范围标准和客观行为标准。研究表明，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均影响消费者概念的变迁。消费者概念可重新界定为：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非用于经营性行为的人。

简介：按照安徽省教育厅的文件要求,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每半年应编发一次《简报》,主要反映各基地建设方面的相关学术信息。安徽大学经济法制研究中心拟在每期《安徽大学法律评论》(出刊周期正好为半年)的"学术动态"专栏中编发"安徽大学经济法制研究中心近期主要学术信息",摘要刊登反映本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方面的相关学术信息。本期为第2期。

简介：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建立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在肯定这一机制建立的正当性的同时，有必要对“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内涵、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范围、有权移交行政证据的主体等基本问题予以分析和阐释。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可能造成司法实践操作的混乱，导致侦查活动前置，架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此，应当完善相关法律规则，划清侦查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能界限，严格行政证据的审查标准，加强对辩护方权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