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探讨了政策性银行法的性质。作者认为，探讨政策性银行法的性质对制定我国的政策性银行法具有重要意义。政策性银行法是公法与私法的混合法，也是经济法中重要的宏观调控法，也是金融法（银行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重视和加强对政策性银行法深入研究。

简介：当下我国在反腐败犯罪工作中必须恰当处理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老虎苍蝇一起打”和“受贿行贿一起抓”策略思想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系化问题,使得其三者在我国防治腐败犯罪中协调发挥应有作用而不至于出现政策策略上的偏差,从而在整体上为我国防治腐败犯罪具体工作和刑事法治建设大局增添“正能量”.“老虎苍蝇一起打”较为形象地宣示了我国反腐败犯罪的基本思路是实行“零容忍”,但是并不能解读为反腐败犯罪在刑事政策上放弃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回到了“严打”老路.我国有关机关针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程序性司法解释文本和司法实践做法均存在一定的刑事政策偏差,应当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进行适当的政策性限缩解释,促进我国反腐败犯罪的法治回归.

简介：中国金融法律体系与ＷＴＯ规则存在着诸多脱节，中国金融立法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法律体系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金融业在融入国际金融主流中能否经得起考验，关键要看中国金融法治化的实现程度。

简介：立法因素对金融法实效的影响在对司法现实中金融法实效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分析。立法者通过控制法的排他性、对称性和严整性决定了金融法的可实施性。研究表明，立法因素的改善是提高金融法实效的必要途径。

简介：当前中国不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造成通货膨胀预期的学理解释有很多,笔者从法律金融学的分析方法入手,认为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根源来自于我国货币政策的＂双目标＂的矛盾性。要做好通货膨胀预期管理,必须从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独立性和问责制度建设入手,并修订我国中央银行法,给予公众最稳定的预期。

简介：维护我国金融安全需要健全的金融法制来保障，而健全的金融法制是金融法治的必要前提。金融法治就是要用法治原则来指导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和开放条件下实行金融法治是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必要条件和长远战略。然而，我国的金融法治还处在起步阶段，最终走向金融法治。将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本文从制度层面对当前国内、国际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重大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依据金融法治原则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简介：在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中,碳金融是一种正在实践中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解决方案,它能够从碳投融资、碳排放权交易和碳银行贷款等多方面支持生态城市建设。而生态城市碳金融地方性立法的先行先试又为生态城市碳金融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在全国范围内的碳金融立法奠定了基础。鉴于生态城市碳金融地方性立法先行先试所具备的可行性和良好的预期效果,应加快在生态城市试点区制定《碳金融促进条例》、建立生态城市碳银行、进行碳金融衍生产品制度的创新试验等,对生态城市的碳金融地方性立法作大胆尝试。

简介：累犯是适用于极少数人的刑罚制度。刑罚施加于罪犯是以其犯罪行为为基础的,但累犯只有一个犯罪行为,且已经按照相关规范予以定罪处罚,除此再无犯罪行为,因而在罪刑法定原则体系里,它是有刑罚而无犯罪行为的唯一个例,是无罪行之刑罚法定。大多数刑罚的给予,都是以刑法分则条款为依据,然后结合总则刑罚章节而确立的,但累犯制度则几乎与分则条文毫无关联,因而它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是不相容的。另外,它还与刑法适用一律平等、不溯及既往、禁止重复评价等原则也存在着结构性冲突。现有的规范体系与理论研究都未就这些冲突提供较好的合理化基础,因而一般累犯制度的存在值得反思。

简介：传统的金融法研究偏重于概念法学、注释法学和解释法学,传统的金融学研究偏重于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市场均衡分析,两者长期处于割裂状态。但在新的时空背景下,二者需要从割裂走向联姻,共同解决金融改革与发展中的结构性难题。对公司治理进行金融解释,有助于打破金融法和金融学之间的学科壁垒,促进问题对象的系统关照,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调和,矫正价值失衡、研究失范的金融法学科制度,助推金融法的自我反思与现代超越。

简介：《民法总则》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极具中国特色，其规范构造虽然通俗易懂，但在立法技术上付出了重复立法的代价。下调无民事行为能力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界限，旨在减轻无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先天缺陷。年龄界限下调得越低，越利于缩减这种缺陷。其第21条所作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新增规定，是对未成年人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缺乏深入理解的产物，属于无益有害的立法“创新”。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拟制与未成年人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规定在一个条文中更能揭示拟制制度的规范目的，并有助于消除关于拟制制度的错误理解，然而，立法者却于最后时刻放弃了创新追求。总体而言，《民法总则》在承继《民法通则》的规定上因循守旧之气过重，变革动力和能力明显不足。

简介：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都是基本的经济政策，并且在主要方面都体现为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在现代社会，竞争政策与自由贸易政策在追求的目标和面临的现实条件方面具有一致性，在功能上具有相互促进和补充的作用，但是两者在作用的领域、价值观念和取向以及具体处理和作用的方式等方面存在内在的差异性和潜在的冲突。

简介：<正>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鱼贩子,用金钱、美女轰开了一道道金融关隘,竟然连续撂倒了8个银行行长,把他们拉下了水。最终,这个鱼贩子先后从他们手中累计骗取12亿元人民币贷款,为他的“鱼摊子”注入了大量的资金。案发后,至今仍有1.8亿元人民币无法归还。这就是在浩瀚的黄海之滨——江苏省如东县境内,发生的一起震惊全国的金融犯罪案。

简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开放和民生两个面向明确了金融改革的，、。整体规划，金融法制建设和金融法学研究须及时回应改革诉求，在金融改革政策的基础上完成政策法律化、原则规则化并进一步拓展和更新金融法理论，通过制度约束和制度激励，实现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从金融排斥走向金融包容的根本性转变。

简介：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是以“双线多头”监管为最大特色的伞形金融监管模式。美国总结这场金融危机教谢，在联邦层面对金融监管模式与机构设置的改革主要是：扩大美联储的权力，特别是由其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实行并表监管；由现有和增设的职能监管机构对各自职能领域实行职能监管；增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金融消费者实行定向保护监管；由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进行协调和监督。美国这次金融改革的一些方厩，特别是对金融控股公司实行实质并表监管值得我国借鉴。

简介：进入２１世纪后，金融业的发展趋于全球化，其主要特征是金融国际化、金融自由化、金融交易规则统一化、金融政策协调国际化、金融市场一体化，金融资本虚拟化、金融信息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民日俱增，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成因就是金融全球化与不健全的金融监管体制、未成熟的金融自由化相结合所致。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强，当代金融危机呈现出隐敝性、突发性、攻击立体化、国际传导生等新特点。因此，中国参

简介：金融操作风险虽然形式多样，但在我国，却主要表现为金融业高管腐败的日趋严重、金融业违规操作的日益严峻、金融违法犯罪的日益猖獗和操纵证券市场的屡禁不止。而监管体系结构的失衡、监管治理机制的薄弱和监管规则的相对滞后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和交互作用，则是根本的症结所在。总之，我国金融操作风险的有效防范和金融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不仅需要进行监管制度创新，统一金融监管权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而且应当健全金融法规体系，发展金融同业公会，以构建政府掌舵——市场约束——社会参与的新型金融监管体系。

简介：本文从分析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入手，主张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作者指出，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本文还从民商法的视角提出了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对策，即：积极稳妥地完成全部国有专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革；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全面推行强制担保贷款制度；及早改变目前过分依赖于商业银行的危险局面，依法鼓励发展直接资本市场；尽快建立公司重整制度，实施公司拯救计划，避免公司、企业不必要的破产；预防泡沫经济，必须预防泡沫企业的滋生和蔓延；强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义务与责任；进一步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避免由于过份强调公司的营利性而破坏应有的信用关系、金融秩序、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例外，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否认公司法人资格的法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简介：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体要求，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覆盖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金融运行关系到国民经济运行、企业运营和人民生活，金融市场发展是整个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稳定是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宏大工程中，和谐的金融秩序是重要组成部分和必备内容之一。在和谐社会的金融秩序的形成过程中，金融法制的引导、促进作用必不可少。

简介：刑事政策概念是刑事政策研究的首要问题。刑事政策的实践古已有之，但刑事政策的概念却出现得比较晚，一般认为，“刑事政策”一词，开始使用于18世纪末的德国。在对国外学者、我国台湾学者以及我国内地学者诸多观点分别进行述评的基础上认为，下一个世界通用而又简明的刑事政策定义是比较困难的。从刑事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我国（内地）的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依据我国一定时期的犯罪态势及其成因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准则。这是一个狭义上的刑事政策概念，它可以进一步被分成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若从刑事政策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为了能使其研究更为深入和有效，则应从广义上把握刑事政策的概念。

简介：从比较法上观察，在民法典总则中列举基本原则并不是一种常态。我国《民法总则》对基本原则的列举更多地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立法传统的延续。尽管立法者可能没有明确的意识，但是这种立法例和内在体系的外显、体系融贯性的要求存在紧密的关联。上述两种理论的出现时间有先后的差异，理论基础也有区别，但是共同的目标均是对概念法学僵硬性的克服，从而为法官解决疑难案件提供更多的价值指引。在《民法总则》中列举基本原则只是内在体系外显和体系融贯性追求的第一步，更加重要的工作是对这些原则相互之间的关系、价值排序、可能的动态体系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在随后的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应尽可能地将基本原则的价值理念在具体规则中体现出来，这是实现法典体系融贯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