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美国进步时期的进步性法律思想是进步时期社会转型的产物,是因应现代社会的治理危机而生的。进步时期的法律家在批判先验的自然法和形式的实证法等论敌的基础上,借助新兴的达尔文主义和边际主义等理论工具,发展出了进步性法律思想。实用主义的思维模式、经验主义的发展道路、利益协调的控制模式和福利国家的进步模式构成了进步性法律思潮的核心特征。以进步、实用和社会控制为标识的进步性法律思想对后来的新政和民权运动等进步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简介：<正>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引起了一系列合同的产生,用以调整科技成果的创造和应用所形成的关系。特别是为了提高生产的科学技术水平,需要缔结科研、设计研究和工艺工程的实施合同,需要缔结科研成果及其应用经验的转让合同。科技情报方面的文献资料也可以成为签订合同的对象。达种合同除了具备一切研究领域内的所有

简介：20世纪以来,两大法系犯罪论体系形成了三种模式,即两分制、三分制与四分制。普通法采取的是两分制犯罪论体系,但这种犯罪论体系存在较大缺陷。与普通法两分制犯罪论体系不同,美国《模范刑法典》采取了一种三分制犯罪论体系,其克服了普通法两分制体系的缺陷,因此更为科学。《模范刑法典》三分制的犯罪论体系和德国刑法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均存在共通性。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具有体系性、逻辑性和实用性的优势。作为我国通说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存在体系性不足、逻辑性不强和实用性不佳等重大缺陷。从长远来看,我国应当采用更为科学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

简介：论加强民族立法与民族区域自治王学辉一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统治阶级总是通过制定、修改全国或地方性的民族法律、法规调整民族关系，进而使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法制化。据现行宪法，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国已先后建立了五个自治区、三十个自...

简介：科技的飞速发展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人们对劳动价值论也产生了某些疑问或误解。本文简要分析了科技进步对商品价值决定和价值创造两方面的重要影响，深化了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简介：中国古代民族法制受到儒家民族观的深远影响。儒家民族观具有华夷有别、大一统、尊王攘夷、用夏变夷和因俗而治等内容。儒家认为华夷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礼乐文明,而夷人在接受了华夏的礼乐文明之后,则可以由夷入华。儒家民族观,其发展变化与适应以儒家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相一致。历代王朝制定治边政策时,主要遵循两种原则,一是＂用夏变夷＂,一是＂因俗而治＂,其目的均为实现儒家倡导的＂王者无外＂＂华夷一体＂的大一统。儒家坚持＂天下大同＂的家国观,坚持＂有教无类＂,将教化与仁、义、礼相结合,构成儒家民族观的基本要义。历代统治者制定针对汉地与四周少数民族的政策与法制时,都不同程度体现了儒家民族观的思想内涵。

简介：这里，曾因诞生陆上第一口油井而闻名于世；这里，曾以盛产斤梨历史悠久而名声远扬；这里，就是素有石油之母、梨果之乡美誉的延长县。近年来，延长县在践行科学发展观中，把率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大力实施“项目支撑、城镇带动、产业富民、工业强县”经济发展战略，在优化工业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发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社会事业发展上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新的飞跃。一个全新的延长展现在世人面前。

简介：司法对于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转型中国遭遇的许多案件使得法院难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判决,进而导致更多的社会危机,这是追求确定性的法律在社会变动时期所遭遇的难题。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高风险无法用已有的法律来化解,形式理性法及其推崇者所追求的那种确定性无法实现。在类似＂许云鹤案＂这样的情形中,公平责任在分担这种风险时极有可能瓦解这个社会,带来社会团结的悖论。保持司法适度的克制,同时加大法律共同体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协商,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可能选择,也是司法在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中所要采取的基本态度。

简介：<正>少数民族的宗教权,包括民族宗教信仰权、宗教生活权。指多民族国家或国际社会通过国内立法或国际公法形式,允许和保障各少数民族享有信仰自己所崇信的宗教教义,教旨、教派以及供奉自己所笃信膜拜的教主、教神的自由权利;同时享有参加和实行各种宗教仪式活动的自由权利。这里,所谓少数民族,一般指多民族国家中相对主体民族人数较少的民族;在国际社会或多种族、种群或尚存殖民领土、非自治领土或托管领土国家中,除上述涵义外,“少数民族”还兼含在一定法域中居于“从属”地位的特定的人们共同体或特定民族(种族、种群)综合体。例如海湾地区居于被统治地位的库尔

简介：2018年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序言中的“奋斗目标”和“统一战线”段落中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写入宪法文本。此举标志着“中华民族”从一个被广泛应用近百年的政治术语和学术概念正式演变成为一个宪法概念。这不仅回应了全国各族人民大融合大团结大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在规范、政治和宣誓等层面上,为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治发展提供了宪法依据和宪法保障。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宪法概念的“中华民族”具有团结和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目标的涵摄功能。

简介：视听传输技术作证方式的适用现状，反映出相应技术手段与司法程序尚未达到相互理解的和谐状态，司法面临如何回应网络技术进步的问题。司法与技术的关系从分立走向耦合，促进了两者的互动和理解。视听传输技术作证与直接言词原则存在一定的冲突，但作为解决证人出庭困难的特殊作证手段之本质，并且通过网络技术与直接言词原则的调适，使其正当性得以充实。对视听传输技术作证不论是持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都不是问题的实质，明确该作证手段的理念和运用规则才是司法回应网络技术进步的有效方法。在适用视听传输技术作证方式时，应坚持有限利用、当事人选择、诉讼辅导、交叉互补等规则，以突出普通作证手段之补充的地位，追求该作证手段应用的适度性。

简介：中国西部地区“三股势力”的恐怖活动对国家和平、安全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本文从国际环境、民族宗教、经济文化等方面综述引发西部地区恐怖犯罪之根源。指出遏制、防范和打击西部地区恐怖犯罪的战略指导思想。

简介：[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八）]多年前，我指导的法律硕士厉尽国同学以《法学研究中的“民间法”范式》为题，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并受到答辩组全体成员的一致称赞，无可争议地获得了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据我所知，这是我国法学界就民间法作为法学研究的范式问题所进行的首次系统和专门的论述。尽管在此前，梁治平、朱苏力、田成有等在他们的论著中，也捎带着对这一问题做过一些论述，但并非专门就此问题而展开。

简介：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弘扬辛亥革命精神，进一步推动我省法理学研究的创新发展，“辛亥百年中国法学进步与制度构建”研讨会暨广东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2011年学术年会，2011年12月17日上午在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召开。省法学会副秘书长李皓平、研究部主任薛晓光，副调研员李万锡出席了会议，全省高校和实务部门从事法理研究的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了会议。

简介：詹姆逊的＂民族的寓言＂概念可以理解为一种形式,以此连接民族—国家的生活实践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民族的寓言＂在第一和第三世界境遇不同,个人文化产品包含的意义是不同的：第一世界与公共分离,而第三世界无论如何都难以与公共分离。与此同时,把詹姆逊的＂文化革命＂概念和＂属下性＂相联系,可见出后殖民＂文化身份＂概念的局限。

简介：美国宪法第18条修正案要求美国全国禁酒,但是实施不久,又被第21条修正案所废止。禁酒令是与当时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转型,以及朝野上下为解决社会转型中的矛盾和问题而开展的进步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立一废,带给我们对于公共利益与个人自由、法律与道德、立法与执法等关系的思考。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国家权力结构和公民权利结构都进行了调整,法律自身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简介：李大钊《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一文，发表于《北京民国日报》，其发表时间却常被注为1925年3月，甚至被注为1925年。《北京民国日报》出报仅13天（1925年3月5日至17日），李大钊在此文中又提到“孙中山先生遗留给我们的手写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故此文的发表时间应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至3月17日该报被查封之间，或曰在3月15日前后。此文中提到的“耶邦丹藏”，应为雅布丹增，又被称为巴丹增、B·丹增，时为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来华访问。

简介：<正>清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集历代统治经验之大成,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对边疆各民族地区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统治方式,就其刑罚而言,既适用国家统一的刑罚制度,也有受民族传统习惯影响,在制定的民族法规中,规定了不少特殊的处罚方式。“换刑制”,就是清朝刑罚制度在民族地区实行变通的主要形式之一。清代的所谓“换刑制”,就是将清律规定的“充军”、“流”、“徒”等刑罚按其等级折合成相应的枷号刑和鞭刑,亦称为“折枷”。这种制度原为保护旗人而制定的,后来逐渐在民族地区广泛适用,成为清朝对民族地区依法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

简介：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是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种民族立法自治权.它是由法律法规确认、保障和制约的权利,是民族本身固有的权利,也是宪法和法律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具体化.民族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赋予的权限,自主地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变通法律或者补充法律.对于上级国家机关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法律还赋予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的自治权.

简介：论法律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周叶中，银新力队纯粹法学的角度来研究法律，关注的东西要少得多，即可以抛开民族语言、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因素，而单纯着眼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需要，或者甚至仅仅是立足于阶段性的立法和司法的需要。可以说，纯粹法学研究就是以此为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