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公检法三家的分工更加明确和具体，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许多管辖权异议，但笔者对重婚案件的管辖尚存疑惑，愿与大家共同商榷。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５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

简介：研究职务犯罪侦查管辖需要解决好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哪些侦查机关享有职务犯罪侦查权;二是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对哪些案件享有侦查权;三是如何处理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争议。三大法系主要国家一致明确了职务犯罪侦查的主导者为检察机关;将贪污贿赂、渎职侵权列为职务犯罪侦查的基本案件范围,对原案采取与职务犯罪本案一并管辖的原则,并且扩展到与外国官员和国际组织官员职务犯罪有关的案件;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冲突一般都采取非诉讼的方式,不提供救济途径,且处理结果一般也直接影响审判管辖权归属。

简介：普遍管辖原则的理论和实践尚处于发展中，并未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原则，其普遍的理论与谨慎的实践之间存在缺口，此缺口需以普遍管辖原则产生的理论基础来说明。自然法是强行法的理论渊源，强行法规则要求处罚“受国家支持或同意”的犯罪行为，强行法是普遍管辖原则存在的理论基础。普遍管辖原则的实践开始于纽伦堡审判，推动普遍管辖原则发展的并非理论，而是偶然事件。

简介：一、检察机关变更公诉权的界定检察机关变更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对业经提起公诉的案件，在庭审结束以前，发现指控的犯罪人，犯罪事实和证据、犯罪性质和罪名以及刑事责任等事项有错漏，而依法予以改变、追加或撤回的职权。它与起诉权、不起诉权相并列而作为公诉权一项独立...

简介：

简介：会见权是辩护权的衍生权利，是被追诉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之一。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倾向干从律师执业权利的角度研究会见权问题，从而使相关研究偏离了问题的核心与实质；而实务界的会见权之争则演变为部门利益与职业利益的博弈，从而与保障当事人利益的立法初衷渐行渐远。为此，有必要重返会见权的原点重新审视其内涵与本质，并立足于我国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合理地设定会见权的界限，完善会见权的保障机制。

简介：变更管辖制度一直是刑事司法中的热门话题，在近期重大热点案件中也均能看到变更管辖的身影。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变更管辖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包括案件类型异化、启动主体的无序性、与回避制度的割裂等等，而导致这些“怪像”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特有的诉讼构造。因此，对变更管辖制度的分析与反思，离不开对刑事诉讼构造论的发展与创新。基于此，笔者在对北京、新疆、江苏三地实证调查的基础之上，对变更管辖制度进行理论上的解读，并在构造上对变更管辖制度进行重建。

简介：量刑权属德沃金言下的弱自由裁量权，具有实现个案事实与刑法规范无缝对接彰显社会正义与保护人权的价值。量刑虽是一项具有浓郁能动司法色彩的活动，但量刑权的行使却不能简单基于正当、合理的名义。而是首先应遵循一套实体规则，这个实体规则以责任刑法为价值基础，背靠法律人经验，思维步骤符合认知规律且历经实践检验；同时为确保实体规则得以一体遵循，还须设置和运行量刑程序，最终促使法官判罚说理，重树司法信度和效度。

简介：警察通常需要承担刑事执法和行政管理两项职责，警察在履行上述两项职责的过程中都可能面对各种紧急情况。在应对紧急情况的过程中，警察可以行使紧急权力，警察的紧急权与公民的宪法权利密切相关，因此，对于警察紧急权的考察，不可避免地涉及宪法与紧急权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状态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基于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权的研究，可以认识到宪法与紧急权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美国法院对于警察紧急权问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并将警察紧急权区分为刑事执法紧急权与行政管理紧急权。美国法院已经对警察的刑事执法紧急权形成了较为科学地认识，不过，对于警察的行政管理紧急权的性质和运作原则，仍然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

简介：检察机关的地位及检察权性质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关系到检察机关在国家机关的角色功能定位及作用的发挥。检察权是具有独立属性的国家权力，检察机关的定位及其检察权的属性是在宪政体制下的制度安排。在强化检察权独立行使的同时，加强对检察权的权力制约和权利监督是进一步完善检察制度的重要方面。

简介：辩护律师在场权是基于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独立的主体地位所拥有的独立权利。辩护律师在场权的实行可以使辩护律师及时介入刑事诉讼，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帮助，有效地监督追诉权的行使，保障被追诉人人权。辩护律师在场权有利于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节约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推动我国侦查讯问方式的改革，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在中国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具体设计中，应当确立以下内容：律师在场权的案件适用范围；律师在场权的具体行使方式；律师在讯问中的权利和义务；律师在场权的一系列权利保障制度、相关配套措施、具体操作流程和技术规范等。

简介：监所检察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刑罚权实现的必要路径。近年来频繁发生的被监管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以及刑罚执行、变更中存在的种种不当行为,反映出监所检察权在配置和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监所检察权亟待强化。对监所检察权法律定位理解上的偏差是导致监所检察职能相对弱化的原因,尽管监所检察表现出若干行政行为的属性,但监所检察权的本质只能是诉讼监督权,而非行政检察权。科学、合理的监所检察权配置是监所检察权有效行使的基础和保障,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实践中监所检察权在权力配置上不甚完善,存在诸多不科学、不合理之处,制约着监所检察权的正常行使,影响了监所检察权运行的效果。针对监所检察配置和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必要探究监所检察权优化配置的合理路径,尽快改变当前监所检察权被弱化、虚置的现状。

简介：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完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律师会见权方面体现了对律师有效辩护权的尊重与保障。但新《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仍然有改进的空间。为了有效地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充分实现，本文拟从安排会见机关的中立化和救济途径的克善化两个方面进行机制建构。一方面，将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由非隶属于侦查机关的其他机关负责和实施，实行侦羁分离。另一方面，应当将违反会见权所取得的证据纳入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通过司法解释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程序性救济的权利。

简介：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和履行职责的程序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权，人民检察院应当也必须对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全面履行监督职责。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职权所作的表述，与宪法的规定却不尽一致。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其法律监督职能仅仅体现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仍为唯一的一部检察机关履行职能的程序法。如果对刑事诉讼法中检察机关行使职权的规定稍加分析，不难发现，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所处的实际地位以及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和法律监督者的身分并不相适应。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有人把“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责比喻为刑事诉讼的三道工序。这个比喻生动贴切地说明了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现状。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负责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对刑事审判活动和刑事判决的执行实行监督；负责贪污、贿赂案件和国家工作人员读职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即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刑事案件公诉权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侦查权。据此，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的内部机构被大致地划分为二个部门──履行公诉职能的刑事检察部门和履行侦查职能的自侦部门。公诉权和职务犯罪侦...

简介：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司法的不公多表现在量刑上,一些地方法院量刑畸轻畸重的现象比较突出.而且这种现象一旦发生,再行纠正比较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以为法律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量刑请求权.文章阐述了量刑请求权的必要性,剖析了国外检察机关量刑请求权的概况,分析了量刑请求权运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对我国检察机关的量刑请求权的立法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简介：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优化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配置是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前职务犯罪的新变化以及司法改革的大趋势使得给检察机关配置技术侦查权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但同时也应当对其有所规制。

简介：法官庭外调查权作为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受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但我国法官庭外调查证据缺乏有力的制约，导致庭外调查权在实践中运行得较为混乱，因此应对监督体系进行重新构建。构建监督体系的前提是保障检察机关在庭外调查时的到场权，以便检察机关采取确认违法、建议处分违法法官及提起抗诉等措施对法官庭外调查权进行有力的监督。

简介：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的对抗制之所以能有效地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当事人在庭审中享有异议权；“异议”具有特定而丰富的内涵与坚实的法理基础；异议制度的生成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在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我国庭审中控辩双方当事人所享有的异议权而言，立法中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行重新检讨与重构，以适应我国庭审改革走向对抗制的需要。

简介：2007年3月17日至18日，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主办的“知识产权与网络刑事法律保护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来自刑事法学界、知识产权法学界、司法实务界及企业的二百余人与会。研讨会就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完善、司法认定、网络犯罪的管辖、虚拟财产的性质等目前学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刊从这次会议中选择了五篇文章和发言，以飨读者。

简介：侦查机关干预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必须事先取得法律的明确授权，并遵循比例原则的限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更新，大量技术侦查手段虽未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却侵入了个人的隐私权领域。对此，应当建立隐私权审查的保护机制，将干预公民隐私权的侦查措施纳入法治的视野。隐私权保护的审查机制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即先审查干预行为是否侵入隐私权的保护领域，再审查干预行为是否具备正当化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