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刑事法治建设中的刑法理念超越刑事立法、刑法解释技术和刑法规范文本占据着更高的位置，具有根本性的引领作用。刑法理念引领、统摄刑事立法、刑法解释和刑事司法，但其作用场域不应包括刑事政策领域，其根本和关键在于坚持形式与实质统一的罪刑法定原则基础上的罪刑法定理念。罪刑法定既是一个原则，更是一种理念，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等于罪刑法定理念的树立和恪守。罪刑法定的核心归结为一点即是通过强调限制国家刑罚权即立法者的制刑权和司法者的求刑权、量刑权以实现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审视“两点论”与“一点论”的争议，“一点论”更可取。单单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并不能消解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文字困境”，需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人道主义理念的补足和调济，即在刑事立法上需要由重刑主义、功利主义、万能主义刑法立场向表征人道主义、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宽缓化刑法立场转变，在司法上需要恪守和践行国家刑权力的克制、宽容和谨慎，在刑法解释中需要贯注和坚守人道主义。基于宪法与刑法之间母法与子法、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分析，刑法突破自身“视限”寻求正当性的更高指向和衡量标准应当是合宪性。“风险社会”理论无法为“风险刑法”提供理论支撑，二者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结。“敌人刑法”在本质上与“风险刑法”有契合之处和内在共通性，二者都强调刑法介入早期化、法益保护前置化，实际上都是对刑法威慑恐吓效应特别是积极的一般预防机能的重视和强调，凸显注重以行为人为基础的社会防卫理念的抬头，实质上都对以行为为基础、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理念提出了挑战，蕴藏着不可控制的隐性法治风险和人权保障风险。基于刑�

简介：证据开示,是指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和透露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信息的作法和程序.证据开示制度是实现审前信息交流的重要装置之一.在具有职权主义传统的国家,如法、德、意,证据信息的透露和提供往往是通过被告人或辩护人行使阅卷权的形式实现的.虽然在表现形式、透露范围和方向以及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阅卷权与证据开示制度构成了审前证据信息交换的两种典型形式.与职权主义主导的诉讼形式相比,在对抗式和存在对抗式因素的诉讼形式下,证据开示制度有着更为突出的意义.

简介：公正执法是检察理念的核心要素，维护人权是检察执法的本质要求，保障发展是检察执法的重要使命，程序正当是检察执法的基本路径。四个方面相辅相成，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检察工作中的具体化，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对检察工作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检察执法中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有机统一。

简介：长期以来，在刑法解释过程中，各解释方法均是平行而论且择一采用的，但是以何解释方法之结论为司法之准据让人费解，此问题也难免导致刑事司法的任意。究其原因，刑法学界迄今并未构建起教义学意义上的刑法解释方法体系，该方法论体系之建构无疑会有助于限制刑法解释结论的任意性。以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以及目的论解释为主干，并以目的论解释为核心开展前述体系的构建是一种初步的尝试。首先，目的论解释方法是为实现刑法之目的，因此该解释方法应位于各解释方法之首，但是何为刑法的目的还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其次，对目的论解释实有予以限定之必要，这有赖于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运用。最后，刑法解释方法体系的建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

简介：刑事政策学的体系是指以刑事政策学的诸研究对象为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所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现有的刑事政策学体系很不完善,存在种种缺陷.重新构筑刑事政策学的科学体系,是新时代的要求,是繁荣刑事政策学的必由之路.在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发挥刑事政策整体预防与控制犯罪的系统作用,以刑事政策为研究对象的刑事政策学应从侧重于对刑事政策实践的研究向实践与基础理论并重,将侧重于对策研究向对策与决策研究并重,将刑事政策作为一种静态结果的研究向静态结果与动态过程并重的方向转化,并据此构筑刑事政策学的科学体系.

简介：<正>时逢举国上下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迈进的第一个年头,在高检院党组的热情关怀和全国广大检察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下,《检察理论研究》正式创刊了。我个人表示热烈地祝贺。《检察理论研究》的创刊,是全国广大检察工作者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也是法学界各位同仁深感欣慰的一件好事。它的创刊为检察理论研究开辟了园地,为法学领域的繁荣增添了色彩,是检察

简介：在刑事诉讼领域，应当树立以人权保障、程序正义、无罪推定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司法理念；要高度重视依法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证据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与核心；在和谐社会语境下，应进一步完善刑事证据制度，以实现刑事诉讼活动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促进社会和谐。

简介：有效惩治犯罪与避免伤害无辜，是刑事法治永远讨论不断的话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这种价值追求、现实选择与制度平衡的一个缩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遇到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制度问题的一个体现。关于“保护贪官”存在合理性的责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两弊之衡取其轻的功利选择，在司法实践中作为贪污、受贿等罪的兜底性规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关于面临“涉罪无辜”正当性的质疑，问题在于制度不足。因此，建立保证本罪正当性的“前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必要的。

简介：警察通常需要承担刑事执法和行政管理两项职责，警察在履行上述两项职责的过程中都可能面对各种紧急情况。在应对紧急情况的过程中，警察可以行使紧急权力，警察的紧急权与公民的宪法权利密切相关，因此，对于警察紧急权的考察，不可避免地涉及宪法与紧急权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状态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基于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权的研究，可以认识到宪法与紧急权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美国法院对于警察紧急权问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并将警察紧急权区分为刑事执法紧急权与行政管理紧急权。美国法院已经对警察的刑事执法紧急权形成了较为科学地认识，不过，对于警察的行政管理紧急权的性质和运作原则，仍然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

简介：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公诉理论的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诉理论体系，为公诉工作的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联合检察日报社、检察理论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面向全国各司法机关、法律教育科研机构等从事法学研究、司法实践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开展公诉理论研究征文活动。本次征文活动由上述五单位主办，《人民检察》杂志社、《中国刑事法杂志》编辑部协办。征文要求如下：

简介：<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法学工作者的共同任务,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忠实地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

简介：仅仅研究犯罪预防的具体措施是不够的，必须从总体上构建犯罪预防体系。科学的犯罪预防体系应当具备超前性、对应性和复合性三个支点。超前性从总体上影响犯罪预防的整体思路；对应性直接针对犯罪产生的原因，对症下药；复合性确保参与犯罪预防的主体、各类预防措施有机地纳入统一的整体之中。三个支点缺一不可。

简介：<正>五、全面奠定法律监督的理论基础从1921年至1923年,列宁先后发表了《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问题》,《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论双重领导和法制》,《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演说》,《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重要论文和报告。在这些论文和报告中,列宁对于加强革命法制和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给予特别的关心和注意,集中

简介：普遍管辖原则的理论和实践尚处于发展中，并未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原则，其普遍的理论与谨慎的实践之间存在缺口，此缺口需以普遍管辖原则产生的理论基础来说明。自然法是强行法的理论渊源，强行法规则要求处罚“受国家支持或同意”的犯罪行为，强行法是普遍管辖原则存在的理论基础。普遍管辖原则的实践开始于纽伦堡审判，推动普遍管辖原则发展的并非理论，而是偶然事件。

简介：论赋予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的法理根据──兼谈强化全民族的法律监督意识王帮民关于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地位、职能，宪法第１２９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１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是，在司法界、理论界和广大国民中，将检察...

简介：强化刑事审判法律监督是新一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点内容。有法可依是检察机关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的前提。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的强化，首要的问题是架构法律监督立法体系。在再次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应充分吸，钠强化刑事审判监督的相关内容。

简介：

简介：期待可能性具有以相对自由意志为核心、符合刑法人道性和刑法谦抑性等理论价值。鉴于我国的刑法理论框架和体系，该理论的植入尚存在难以回避的法律障碍和理论困境，通过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内核和精神实质，丰富和完善我国刑法理论以及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

简介：《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研究》一书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来的科学性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将内容和形式严重失调的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通过勾勒梳理，将其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改造罪犯的理论体系；二是对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中的具体论述和简单论断，通过解析内涵，正确评价和定位，将其打造成科学的改造罪犯理论体系；三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对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将其变成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改造罪犯理论体系。

简介：2010年10月1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试行,这标志着一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中国正式确立。按照这一量刑程序,检察机关可以提出量刑建议,当事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有义务收集量刑证据,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得到扩大,改革者在简易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中分别确立了各不相同的量刑审理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确立,对于量刑裁判过程的公开化、透明化和适度对抗化固然有着积极的保障作用,但仍然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