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我在上一篇有关电视文化的论文中,把当前电视界的热门话题“电视文化”作了这样一种解说,即电视文化是指“电视介入社会生活后,在电视社会成员中形成的内在和外在的行为规则。”(并非下定义)这个解说的关键点,也即隐含的前提在于,把电视的出现和存在,与当代人类内外行为规则的变化放在一起进行考察。以这样的视角进行考察,电视就既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定发展阶段上科技进步的结果,同时又成为改变人类自身的一种驱动力。正如把资本主义的形成归结到古登堡发明印刷术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尔·波斯特曼所说:“任何一种大众传播工具的迅速发展,都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会逐渐形成另一种政治,另一种教育、另一种文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从这样的视角进行考察,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就具有了文化哲学的意味,具有了真正丰
简介:<正>5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为控制舆论,稳定统治,乃强化新闻审查制度,修改“出版法”,实行“新闻用纸供应办法”,限制各报纸的篇幅(不得超过一大张半,6版),并于1954年完全禁止新报发行,台湾于是进入了“报禁时期”(习惯从1955年算起到1987年底,共32年)。随着形势的变化,民众知识程度提高,新闻界抗拒政治压力的增强,当局不得不转而改为怀柔政策:一方面延请报界头面人物进入国民党中常会,一方面松动对报纸幅篇的限制,1968年放宽为两大张,1971年又放宽至三大张。然而,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信息、广告需求的猛增,各报就采用“换版”的形式,来适应社会的需要。所谓“换版”,就是头版和副刊不变,其他各版根据发行范围换登当地新闻。发行量大的报纸,有换到19个版面的,几乎每一个县都有换版,连广告也分区换版,等于发行了19家报纸。到80年代,要求开放报禁呼声日高,当局终于迫于舆情,在1988年元月一日开放报纸登记,放宽了对报纸篇幅和言论的限制,管理政策亦趋向开明。台湾报业于是进入了商业化的竞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