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中国经学与古典诗学观念中，“作”与“述”之间有着明显的等级序列关系，“作”被赋予了起源与创生的权威地位，对“作”的推崇和保护关联着经学话语的内在矛盾性．既决定了“作”必然召唤“述”，又标举着对增殖与多义的压抑。与此吊诡过程相伴随的便是一方面对孔子“述而不作”不断重提与强调．而另一方面却潜在策动着“明述实作”的话语实践。然而，由于“作”从根本被维系于天道这一终极起源，从来不曾完满在场。现世所涌现之“述”对其的遵循和显明就成为一种实质上更为本源的替补运动。在经学话语场中．正是“述”生产出了其所声称要补充之“作”的可能性。“孔子作《春秋》”与“孔子述而不作”两项经学声明聚焦出两种话语管控机制，即作者原则与注释原则．两者紧密互动。在控制话语的同时也催化了经学话语实践的流变与多样。

简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是孔子在原始经学时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且完整的经学诠释学命题。关于这个诠释学命题的提出，孔子是受动于血缘宗法制信仰的推动。而没有给出逻辑的论证，因此孔子以一个独断论的诠释学命题封闭了“六经”文本。把“六经”负载的意义在绝对的遵循中诠释为绝对真理——周公礼乐制度，同时也为自己塑造无冕素王的圣人形象提供诠释学意义上的必要性准备。西方基督教的释经学关于《圣经》的诠释有着重要的自解原则，中国经学诠释学对“六经”或《十三经》的诠释也有着在信仰上构成的自解原则。而经学诠释学自解原则告诉我们，“述”的字义与词义是“遵循”．“作”的字义与词义是“制作”与“兴作”。杨伯峻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过度诠释为“阐述而不创作，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从而把一个经学诠释学命题降解为文学诠释学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