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佐藤春夫的中篇小说《北京》是典型的国策文学。主人公、留日医学士蒲氏因中日两国间"力的冲突"而废除了与日本女性的婚约,但回到北京后却与此女隐秘交往,这一设定暗示了战争无法阻断的、"亚细亚之子"宿命式的命运交汇。战争中,因在爱中国与爱日本之间左右两难,蒲氏拒绝效力伪政权,而选择以政治上的"去身份化"、中立无为和行动上的"无害化"、有所作为来报效两国,这实则是佐藤为沦陷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的周作人式的"爱国选项"。战时语境下,蒲氏家族结构的国际色彩及其内部各种政治、文化力量的杂糅、互动,一方面隐喻了中国的过去、当下与未来;另一方面,通过在文化对比中将日本人、日本文化置于崇高地位,为日本侵华制造合理性、美化日本侵华罪恶的同时,又以对欧洲列强火烧圆明园的批判等,为"大东亚共荣"话语提供了逻辑支撑。
简介:地缘空间于自然和文化资源上的分布不均,直接为政治干预创设了前提,并由此使其再也无法以一种天然的固有面目现身。不同的地缘空间可能预示的是不同的利益与权力,甚至是“不同”本身,在虚弱的他者眼里有时也会成为某种威胁,进而唤起其出于自卫的攻击本能。原初的地缘面貌包括其中的文化形式由于人这种“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语)的存在,总是不断遭罹着后者欲望的修正。正如大卫·哈维所言:“但是地理差异远远大于纯历史地理的遗产。它们总是不断地被当前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过程所再生、维持、破坏及重构。”可以说,城市空间的构筑正是人类之于天然地理历史遗产最为积极且自觉的改造;作为一个政治事件,
简介:在后现代语境下,身份认同与再现问题总是交织在一起,人们往往借助再现将某些类别的人(比如女人)纳入其中或排斥在外,从而象征性地标示不同类别的人(比如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相同性与差异性。在相同性与差异性被标示的过程中,女性的“他者”身份也被生产出来。同时,与女性可能采取的身份或认同位置有关的意义也得以生产出来。社会性别正是基于男性与女性的严格对立来再现性别身份与性别关系的。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女性形象几乎都涉及到“他者”身份的建构问题,女性身份往往呈现出本质化、单一性的特征。不过,这种本质化的单一身份只是性别政治的一种假想,“再现内部所构成的东西总是要受到延宕、动摇和序列化”,各种身份亦随之不断变化、发展,女性的“他者”身份问题亦开始浮出历史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