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勃洛克与叶赛宁,叶赛宁与勃洛克——这两个名字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是并列的。这两位伟大的诗人把对祖国的爱——爱得“欢快以至于心痛”——贯穿到自己的生命中。亚历山大·勃洛克说:“我的罗斯,我的生命……”而对叶赛宁来说,没有罗斯,没有自己亲爱的祖国,自己的生命也谈不上有什么意义。他们两人的第一次相会是在一九一五年三月。勃洛克当时已经是一位公认的文学巨匠,已经出版了诗集,而第一本诗集是在难忘的一九○五年风暴即将来临的时日问世的。叶赛宁的处女作《白桦树》一诗只是在这次会见前一年才在《小天地》这本杂志的一月号上刊出。至于第一本诗集的出版,那还是此后一年的事。后来这两位诗人在诗集《献给孤儿们的蜜糖饼干》中相遇。这本诗集中有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的七首诗,青年作者谢尔盖·叶(宀西)宁的两首诗。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名字正巧在这本诗集中相遇,而这本诗集的全部书款都捐赠给俄国流离失所的儿童。还有过多次相会。叶赛宁至死都对勃洛克怀有最友善的感情。对于这一点不只是叶赛宁自己讲过,那些熟悉这两位诗人的人都讲过。现在就引述他们的一些话,摘引这两位诗人自己的以及他们同时代的文学家们的回忆、日记和札记中的一些片段记载。其中,除了诗人彼·彼亚斯特的回忆以外,都先后发表过。有些只发表过一次,而且还是在五十多年以前。勃洛克的朋友,彼·彼亚斯特对于叶赛宁的回忆材料现存(苏联)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库。
简介:在当代后种族主义文化语境之下,种族问题往往包含着性别隐喻。赵健秀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甘加丁之路》一以贯之将性别身份作为种族和政治抗议的手段。在小说中,赵健秀探讨了华裔美国男性在特定的文化和种族语域中面对的性属焦虑,进而运用性别政治式的文学抗争手段:安排华裔男性成为在场、设置独特的男性空间、设计阳刚十足的男性充当故事的主要动作者和叙述者等,以此打破亚裔男性被长期消音和扭曲的历史。本文借鉴修辞性叙事理论,采用文本分析和文化批评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作家凸显华裔美国男性气质和以性别身份强化政治抗议的叙事目的、文本的叙事手段和读者所感知的叙事效果之间的有机互动关系。
简介:触觉器官是我们最大的感觉器官,但人类对触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医学、生物学、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层面,在文学研究领域鲜有专门系统的研究。加令顿的《触觉现代主义》可谓这方面富有创新价值的成果。在这部专著中,加令顿较深入系统地研究了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触觉,特别是人手与阶级、地位、大众消费、心理欲望、性别关系、自我认知、认知能力拓展、人际交流、时间与空间定位等的关系,探讨了文学中的触觉与视觉、嗅觉、味觉、听觉之间的美学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察了现代主义文学触觉转向背后的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和科技等方面的动因。同时,她还探讨了人手与身体分离后的种种可怕后果。
简介:<正>一研究诗的人常把格律比作诗的肌肉和骨骼。如果承认这个比喻是确当的,在译诗的时候,就应该把原诗的格律看作是必须传达的东西。我国诗译界向有两派说法,都是不大看重传达外诗格律的。一派可称“神韵派”,另一派可称“民族习惯派”。“神韵派”主张,译诗的宗旨全在于领悟和传达外诗的“神韵”,为了“神韵”,译文怎样处理格律问题,原则上都是可以的。“民族习惯派”则认为,不管外诗具有何种本民族的格律形式,在译文中都须转换成中国人所习惯的结构类型,译者无须在探究和传达外诗格律上煞费苦心。其实,这些都是莫大的误会。“神韵派”之所谓“神韵”,大约主要是指诗的思想意蕴和情感内涵。这些东西除直接凝聚在词语和形象体系内部,也同时寓含在诗歌的特定节奏和语调之中。而特定的节奏和语调又总是发源于特定的格律形式。因此,怎么能把诗的“神
简介:叶兆言长篇力作《后羿》凭借出色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文学功底,用后现代视角把“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演绎成了一个既浪漫又伤感的“神话中的现实故事”。小说借鉴吸纳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使“神话”和“戏仿”杂糅、“创新性”与“初始化”兼容,在充满解构与建构的矛盾中展现了“神性的缺席”和“人性的再现”。文本通过“独裁者爱清”的描述给人类最初的“精神荒原”以情理兼容的深度阐释,在对世俗人生命运和现实生活的观照中蕴涵着失落与构筑的双重价值取向。作为一部既富有先锋性、探索性,又具有世界性、代表性的“重述神话”作品,《后羿》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式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