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义理史学是一种以理学为研究史学指导思想,将天道、人事、大统、伦理、史学功能包举一端,具有“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特色的史学流派。义理史学萌芽于宋初,发展于神哲至徽宗时期,南宋乾道八年,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序》,标志着义理史学理论完全形成。义理史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经御史、以理阐史、重义轻利三个方面。义理史学对后世影响极大,逐渐从“个人行为”转变为官方尊崇的学问,成为科举制度下学者们的学问准则。义理史学历史功过应该予以客观地评价:其一,宋代理学家由经入史,建立起一整套义理史学的理论体系,组成了中国史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其历史功绩不容忽视。其二,宋代义理史学没能揭示历史运动的真正规律。其三,义理史学在元明清三代成为阻碍历史研究发展的官方史学思想体系。
简介:蜀中《易》学,自古以来负有盛名。《宋史·隐逸传》说,有一个叫郭曩氏的人,世世代代居住在南平。他的始祖在汉代是严君平的老师,历代以《易经》象数之学相传。又说,大学者程颢、程颐年轻时随父亲到成都,见到一个箍桶的篾匠,拿着一本书在读。走近一看,原来是《易经》。兄弟俩觉得很惊讶,想要考考他。哪知篾匠先开口问道:“你们学过这个吗?”又指着《易经·杂卦》中的“未济男之穷”一句,叫他们讲解。兄弟俩看出篾匠有些来头,于是很谦虚地向他请教。篾匠简要地说道:“三个阳爻都错位了!”二人听了,深受启发,获益非浅。第二天又专门前去拜访,却再也没见到篾匠了。后来袁滋到洛阳,向程颐请教《易》学方面的问题。程颐就对他说:“《易》学发达要数四川嘛,你怎么不到那里去学呢?”
简介:东晋成帝时期的殷融曾提出时有“中兴四佐”。本文通过考证,认为中兴四佐实指晋元帝时代的刁协、刘隗、周顗、戴渊四人。学界传统上依据东晋史料,多以元帝崇尚申韩之术,所任使之心腹唯在刁、刘,而对周顗、戴渊于元帝一朝的政治施为殊少研讨,实则周、戴二人以元帝心腹的角色活跃于政坛当亦甚早。周顗之文化名望仅次于王导,据《世说新语》其人在琅邪王氏之外的主要交集者庾亮、桓彝、郗鉴、谢鲲等均是亲帝室人物,此种政治立场的巧合当非偶然;戴渊因具武干而数次被委以控制地方力量的军事要职,其对于元帝掌握政局的重要性亦不容忽视。中兴四佐缺载于此后的史籍,应当与刁、刘同周、戴在政治、社会风评上的巨大差异,周、戴奉事元帝之政治脉络的隐秘性,以及以王导为首之琅邪王氏势力对于第一次“王敦之乱”话语权的争夺及重塑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存有密切联系。“中兴四佐”的意涵究为“元帝的四位股肱之臣”抑或仅为“元帝时因王敦而罹厄之四臣”,明帝、成帝之世就由于上述原因而在时人观点中各有呈露,同时这两种价值判断均随着政治掣肘和时代移易,先后消逝在东晋的时人谈资与史籍记录中,故而未受到后来治史者应予的注意。
简介:1928年至1932年的四年中,中央大学的校长为张乃燕和朱家骅。张乃燕在1928年5月至1930年10月的任期内,三次辞职;朱家骅在此后一年多的任期内,也是三上辞呈。现年中还有任命而拒不到职的吴稚晖、任鸿隽;任命到职而遭拒被驱的桂崇基、段锡朋。这一场易长风潮使中央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一度陷入困境。张乃燕第一次辞职,是在他接任中央大学校长后的次月,即1928年6月24日,以不愿久任繁剧为由,要求调动工作。大学院准备调张乃燕任大学院参事,所遗校长缺,拟请吴稚晖接充。国民政府遂于1928年7月8日议决,任命吴稚晖为中央大学校长。但是吴稚晖却致函大学院,坚辞不就。张乃燕也表示不就参事职。此前,中央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