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35年11月,中共中央颁布《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陕北肃反"进行处理,认为"陕北肃反"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这使"肃反"受难幸存者继续遭受政治歧视和组织排挤,造成"陕北肃反"长期存在争论。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领导召开西北高干会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出台《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指出"陕北肃反"不仅"完全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处理了对"肃反"负有重要责任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但是,西北高干会并未能平息当事人关于"肃反"的争论。七大后,中共中央又召开西北历史座谈会重申和再次肯定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的结论。"高饶事件"后,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结论受到冲击。随后,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结论做了修订,减轻了朱理治、郭洪涛等人在"肃反"中的个人责任。"文革"后,"陕北肃反"争论再次爆发。1983年,在"五人小组"的主持下,通过《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进一步解决了"陕北肃反"存在争议的具体问题,基本上肯定了西北高干会关于"肃反"的定性和主要结论。纵观从西北高干会到中共中央"五人小组"历时近半个世纪处理"陕北肃反"的历史,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陕北肃反"相关当事人和研究者等至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从总体上看中共中央对"肃反"的处理结论已经越来越接近历史真相。"陕北肃反"长期存在争论与中共党内不同时期现实政治斗争,尤其和高岗问题有密切关联。
简介:1936年6月中旬,我已是燕京大学四年级学生,正在准备毕业考试。我很注意红军长征北上的消息,从天津《大公报》范长江的报道中获悉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已到达陕北。进步学生都很高兴。我的室友新西兰研究生詹姆士·贝特兰后来写的文章中曾说到我常告诉他红军北上的消息。我的心头很自然地闪过到陕北去参加红军的遐想。恰巧这时我的老朋友、热情支持和报道一二九运动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答应他的请求,同意他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访问。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他做翻译工作。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加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四年的大学生活,以及同进步同学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