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章阐述了我国地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分析探讨.指出:传统的地理信息利用方式存在着信息不能共享,传输速度慢,工作量大,收藏成本高,信息利用率低等严重问题.认为,新时期地理信息资源的开发内容主要是开发大众化地理信息产品的建设,即广度上对地理信息资源进行电子化和有序化建设,改善地理信息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共享性;地理信息精品的建设,即从深度上对地理信息资源进行开发建设,提高地理信息产品的附加值和建立完善的基于网络环境下的地理信息数据库联机检索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还要重点开发地理信息的智力性资源、预测性资源和提高对地理信息资源的利用能力,以及提高地理信息资源的创新机理,加快地理信息资源的数字化进程.重点提出了新时期我国地理信息资源深层开发和利用的途径.①加强对信息资源的宏观调控;②尽快建立地理信息网,加强地理科学数据库建设;③实现文献载体的多样化,增强文献的时效性;④加强信息人才培养,转变服务职能;⑤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简介:北宋时期(960-1127年)有记载的疫灾年份59个,疫灾频度为35.1%。其疫灾多发生于春、夏季节,秋、冬季节较少发生。整个北宋时期,疫灾频度呈周期性波动上升趋势,除960-969年上接五代疫灾周期和1120-1129年下接南宋疫灾周期外,其余时间可以划分出3个波长为50年的波动周期,第一波(970-1019年)疫灾频度为10%-40%;第二波(1020-1069年)疫灾频度为20%-60%;第三波(1070-1119年)疫灾频度为20%-70%。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江淮之间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很少有疫灾流行,且疫灾都与战争有关。长江三角洲和开封地区为全国一级疫灾中心,成都、西安、洛阳、长沙为次一级疫灾中心。这些疫灾中心的形成,既与其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有关,也与其人口流动性相对较高有关。
简介:疫灾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人类健康与生命损失的灾害。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220年)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57个,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为1.64%;西汉为7.33%;东汉为15.90%;公元前二世纪为4%,公元前一世纪为9%,公元一世纪为12%,公元二世纪为15%。不排除疫灾记载有近详远略的可能,但从全国范围看,先秦两汉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疫灾发生的季节除秋季较少外,春、夏、冬季的概率差不多。在周期性规律上,该时期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第一个波动周期(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约80年时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公元前120~80年)长达2个世纪,其中公元前50~50年的疫灾频度高达17%,为两汉之际的疫灾高峰;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东汉灭亡尚未结束,而是下接三国时期的疫灾高峰。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入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先秦时期仅黄河、长江流域有疫灾发生,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的介入,蒙新高原开始有疫灾记载,东汉时期南方入口大量增加,东南沿海开始有疫灾记载。总体来说,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是北方甚于南方,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简介:时清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人口迁移极其频繁的时代.本文主要探讨明清两代今陕西省境内的人口迁移过程,包括人口迁移的原因、形式、迁移数量、外来移民的地区分布等.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分析总结了外来移民对迁入地区的人口分布、经济开发、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本文认为,由于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明清时期陕南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客观上促进了各有关迁入区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大肆毁林开荒,盲目扩大耕地面积,致使陕南山区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从而制约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一教训我们应引以为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