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郑国渠淤灌“四万余顷”的新认识昌森《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都记有秦修郑国渠的灌溉面积，即“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把它折成市亩有两种观点，一是以秦汉时一大亩等于０．６９市亩计，折今２８０万市亩。二是以一小亩等于０．２８８市亩计，折今１１５万...

简介：西汉武陵郡治的地望，《汉书·地理志》标于索县。但清人阎若璩据《元和志》主张在义陵，清儒和近代学者多从之，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亦沿袭标于义陵。本文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等考辨，西汉一代武陵郡治应在索县，只是新莽时期曾迁治义陵。

简介：与现代论著主要论述宁夏泾源县的建置沿革不同,本文主要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泾源县治所从宋到清迁徙、废弃和复置的原因。北宋陇山东西两侧道路的变迁、金代陇山川原开发和陕西地缘格局转变、元明陕西政治交通格局变化以及清代安置回民,都对泾源县治所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简介：清朝末期,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互为师徒、相互礼让的和好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两大活佛系统的矛盾日益加剧.清朝中央政府和驻藏大臣也介入其中,从对达赖、班禅都有所猜忌到明确支持班禅系统、压制达赖系统,使两大系统的矛盾不断激化,达赖方面与清政府、驻藏官员的矛盾也不断加深.这些矛盾在清朝崩溃前夕全面爆发,并对以后40多年的西藏治理产生了消极影响.

简介：赵治乐先生对气候变化研究提出许多意见，认为这是今人研究古气候存在的通病。但文中指出的所谓意见，主要来自赵先生对历史气候研究的不熟悉，其中涉及气候基本概念、天气现象与平均气温的关系、气候事件与气候温度平均值的统计关系等基础内容，在物候资料应用中，也缺乏限制因素的考虑。

简介：自1980年代初以来,管治(Cover-nance)思潮已经在西方社会汹涌澎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受到其巨大冲击.在城市规划的具体实践中,如何在众多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取得一致的认同,这有赖于对管治的认识与理解.作为管治重要理论之一的元管治(meta-govemance)理论在西方社会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规范化的自组织协调机制--元管治的探究,试图以元管治为理论基础建立我国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组织形式和保障机制,从而在规划决策中发挥持久作用.

简介：清朝统治者攻占台湾的目的是为了铲除反清势力在海上的根据地,而非开发台湾的自然资源、利用台湾的地理优势.因此,清廷采取了消极的治台政策.本文分析了清廷消极治台政策的产生过程,以及由此导致台湾行政区划设置迟缓等恶劣结果.

简介：海禁政策是清廷出于与明郑势力政治军事斗争需要,采取的一种临时性海疆管理措施,通过限制与海洋社会的交往以达到维护政权稳定之目的。清代前期,政府的海疆治策经历了从"开海"到"禁海"、从"禁海"到"有限开海"的变化过程。其间,虽然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海洋经济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并积极推动统治者采取一些积极的海洋管理措施,但总体而言,海疆政策依然带有浓厚的被动和消极色彩。

简介：自秦汉始，“九原”之名便屡见于史籍，其重要性逐渐引起后人关注。而九原郡的出现时间、地望、郡治所在等即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田野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九原郡郡治所在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关于九原郡郡治所在大体有三种观点：一是位于巴彦淖尔市黑柳子乡的三顶帐房古城，该观点提出时间较早，影响亦较为深远；二是包头市九原区哈林格尔乡孟家梁古城，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在一段时间很有影响；三是今包头市九原区的麻池古城，提出较晚，但有较广泛的认同。本文依据最新考古调查数据和文献资料，认为三顶帐房古城说和孟家梁古城说存在疑点：二者规模均不能达到郡级设置的标准，所处位置也与文献记载不符。麻池古城不仅是目前该区域规模最大的古城，而且形制也符合《水经注》所载“接对”特征，且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故应为秦之九原郡及西汉之五原郡治所在。

简介：在理解转型中国的城市与区域发展时，管治的理念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框架。管治的研究与其他关于政府的研究不同，它强调政府与市民社会以及市场的互动关系，探讨政府角色的定位和市民社会的责任，构建和谐社会。本文综述十余年来内地以及港澳人文地理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适当结合国内其他社会学科的有关研究，回顾管治研究的发展，追踪其前沿，以期对我国管治研究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首先回顾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管治研究被引入我国人文地理学界以来，其兴起和进展两个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以及存在问题。文章接着围绕尺度的概念，对当下各相关学科在管治领域的研究做了横向比较，指出人文地理学在管治研究中从尺度切入的优势。进一步地，文章介绍了管治研究的一个新探索一协作管治。文章指出，无论是城市还是区域尺度，地理学界对于“管治”的研究可以继续有所贡献。

简介：1937年12月至1949年10月,在民族多难、国家危亡的背景下,九世班禅圆寂后的致祭、部属安置、法体返藏、灵童寻访和十世班禅坐床不仅是西藏地方和国民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西藏地方因班禅方面与达赖系统、噶厦的分歧、斗争而出现复杂的情况,相关事务涉及青海、西康等邻近省份及其地方势力,而且英帝国主义也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干预。在这一背景下,国民政府在九世班禅圆寂后把致祭、转世等事务置于治理西藏、维护西南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大方略＂之中,有关政策、措施与当时中央政府有关治藏、安边的其他政策、措施相互协调,努力稳定西南边疆局势、维护国家统一。而且,国民政府在九世班禅圆寂后把褒扬、奖励与法制约束结合起来,对于爱国的班禅系统给予明确支持、有力保护,又不放松管理,从而有效地激励了西藏地方的爱国力量。在处置九世班禅灵童寻访、十世班禅坐床时,国民政府坚持把宗教仪轨与历史定制结合起来,坚决维护中央政府的主导性和权威性,在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变化中有力地维护了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权威。